在与盛世才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毛泽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盛世才先是给中共在新主要领导人找碴儿，后来再三告中共代表邓发的刁状。这一切，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
1939年春天，毛泽民将上述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离开新疆之前，毛泽民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特请徐梦秋和汪小川分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报告和分析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方面与中共在新同志发生摩擦的具体经过，提出挽救局势的办法。他将两份材料一同带到了莫斯科。
一周后，毛泽民完成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报告中，他在列举了一系列翔实的实例后，作了精辟的总结。他认为，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质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的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在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做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这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讲述了途经新疆会见盛世才时的情景。周恩来特别谈到，盛世才的态度很强硬，断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方林在迪化，最好不要让我看见。”
按规定，邓发在新疆的任职期限还有4个月。周恩来答应，在此期间，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代为进行。可是，让周恩来感到棘手的是，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即使其他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遇到问题还是要请示邓发。
毛泽民在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于10月5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写了一封信。在首页的右上角，毛泽民用钢笔重重地写了“绝对秘密”4个字。他再次向共产国际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一致。不久，周恩来便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滞留。”
1939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从苏联回国，途中正在迪化停留。陈潭秋因此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带领中共在新人员，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同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更加灵活巧妙的斗争。
由此可见，毛泽民这次赴苏联，远不是表面上的学习、治病这么简单，他肩负的使命，无论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都显得非常重要。随着日程的不断推进，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