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着丰子恺和张乐平的画临摹，有时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我也写字。由于张廉卿是范伯子的老师，所以我们家对他的书法十分推重，我从小学他的字，每天悬腕对临。有一年暑假，我满嘴长了胡子疮，擦着紫药水，像个小魔鬼。一向爱漂亮的我把门锁上，从早到晚羞与外人接触。除此便收集邮票，那时没有钱买，就从偶然收的家信中撕下来一张张积累，连很普通的、不值钱的邮票，我也认为趣味无穷。我们小时候老实得很，连向别人要旧邮票都不敢的，因此搜集的速度之慢，可以想象。直到二兄1945年去香港之后，他从银行里的信件上取下一批批的外国邮票寄给我，我才渐渐收集了几大本。当我成名之后，我不仅爱集邮，而且我画的邮票得到了最佳奖，成了小邮迷们的崇拜对象。我总忘不了我少年的困境和对美的追求。
我八岁之后，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兄因为参加革命，遭到追捕，几乎丧命，离开家园，到苏北打游击去了；二兄也为生活所迫，跟舅父去香港谋生。我从小不爱和女孩子玩，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对文学又一窍不通，所以我很孤独，怀念着两位才情出众的兄长。他们也很喜欢我的。二哥的生活渐渐好一些了，经常寄糖果和书刊给我。大兄则一直为革命奔走，常囊空如洗，挨饿受冻；但他还是想着我，给我寄回过十只石猴，那是刻工粗糙的艺术品，我竟然让它们排队睡在我的枕旁，每天给它们洗澡。1949年全国解放，在春节里，大哥穿着灰军装、背着盒子炮回到家中，我的家庭从此开始了布满阳光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大兄成了右派，我们家也跟着倒霉了二十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又使我失去了母亲和大兄，二兄忧郁而死。每想到这一切，我都感到一阵悲哀。普天之下每一个善良的家庭，都不愿中国再演这历史的悲剧。父亲在1984年年初也谢世了，姐姐是1983年病故的。我的家，在历尽了悲欢之后，终于剩下了我孑然一身。我一生的遗憾是没有尽为人子之道，没有给父母兄长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我上中学之后，开始顽皮，成绩也江河日下，只有文学永远在全班执牛耳。我对数、理、化没有丝毫的兴趣，所幸范氏大代数书很厚，正好在书的边角上画卡通。每一页画的动作，略有区别而有连续性，用相当的速度翻阅，便可有运动的效果。画人吃包子、踢足球、小孩儿推磨，无奇不有。同班的顾乐夫，今天也是一位名画家了，画得更出神入化，竟至有一次数学教师冯德吾忽然问顾乐夫三的四次方是多少，他说“二十七”，引得哄堂大笑；接着再问我，我说“二十七再乘三”，虽然我心算不行说不出得数，却也博得了满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