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与我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立刻生出一点疑虑：会不会太放肆？人和人难道是可以随便相“与”的，尤其是对一些杰出的人？杰出的人只配让我们抬头景仰，而不是与之比肩的。倘若因为我对杜尚作了些研究，张口就说“杜尚与我”，人们就会当面笑话——“什么杜尚与你！有没有搞错？”可我真的想说的是杜尚与我。因为杜尚就一个，他在那里，喜欢他的人，就朝他走过去，凑近了观察。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一千个观察者就有一千个杜尚。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有证据在这里：我曾看过一盘介绍杜尚的录像带，那是拥有最多杜尚藏品的美国费城美术馆摄制的。看了之后，大失所望，里面讲的全是对杜尚画作的分析，非常技术化，杜尚被当成一个画家介绍着，其中没有提供任何我想看见的东西（据我看，杜尚最精彩的恰恰不是他作画的那部分）。因此我知道了，那是杜尚与费城美术馆，不是杜尚与我。杜尚与我则用另一种方式交往着。人和人相交是要有缘分的，我们对那些已经作古的人心仪爱慕也一样是要有缘分的。我跟杜尚有缘分吗？我不知道。九年前我去芝加哥美术馆，走进收藏杜尚作品的展室时，迎面就遇上他的一件“现成品”——一个木制的衣钩，那种四面张开的，像花朵般的衣钩——用一根尼龙绳四面不靠地悬挂在半空。我的眼光落在上面288 杜尚访谈录Dialogues With Marcel Duchamp的一刹那，突然浑身的汗毛竖了起来，活像看见一个幽灵。这非常奇怪，衣钩普通极了，既不怪异，也不凶险，静静地垂在那里，一动不动，许多人走过去根本没有注意。直到现在，我还真希望自己那次是见到鬼了，见到了杜尚的清魂。但我又知道，肯定不会了，杜尚亲口说过的，他一死，就要完全消失，他说：“我并不要另外一次生命或者轮回什么的，这有多么麻烦。”可我为什么如此迷恋杜尚？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有没有搞错？
十年前，当我读到那本《杜尚访谈录》时，便觉得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中透进了一线亮光。我说“乱七八糟”是毫不夸张的。那时我在美国学校学艺术史，成天通过书本跟无数的艺术家打交道，他们把我的思想彻底搞乱了。每个艺术家都在告诉我他（她）就是方向，他们试图引领我，同时又在彼此争吵，我听听这个，看看那个，谁都有理，谁都不能不理，简直惶恐极了。同时，美国的学院教育不是在为学生们澄清、理顺这一堆乱麻，反而津津乐道地制造出各种理论，并且还互相复制，根本就是雪上加霜。这一切层层叠叠，压得人不能透气……那真是一段非常痛苦而黑暗的日子。现在我不由地常常惊奇，我们人类的教育制度，甚至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最让人不能明白的地方，就是不断地炮制大量的垃圾来淹没你，窒息你。在这一大堆吓人的文明垃圾里埋没了多少年轻新鲜的生命，只有天知道。而整个的这一切还在继续有效地运行着，搞乱和埋没其他学艺术史的学生、学者以及无数学习艺术的人和艺术家。
想象一下吧，你赤手空拳，身上没穿救生衣，手上没有罗盘，艺术之海上又常常风浪大作，海岸又遥不可及，你怎么办？如果这时有一个救生圈突然向你抛来，天哪，你当然要死死地抓住不放了。就是像这样，我一把抓住了杜尚，伏在这个救生圈上，我安心了。海上风浪依旧，可已经不在话下，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被打沉了。十年过去了。
在这十年里，我为杜尚写下些文字，用尽了我能想到的赞美之辞。那些文字肯定描述了某种美好的东西，甚至能够打动一些人。我也借此获得了一点看待艺术的立场。
比如，有一次我在洛杉矶遇到一位在中国城一家书店里办画展的中国画家，他为能来美国搞画展显得意气飞扬，对我说：“我艺术的使命是让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让人知道中国艺术是最高的。”我看着他用传统笔墨和构图法画成的山水条幅，不无惋惜地想：假如他对我说的是，“哎，画了几张画，想到美国来弄点小钱”，我肯定会多尊敬他一点。我还看着他梳得油亮的头发和神采奕奕的脸想，人一年年地长了岁数，有了年纪，肯定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要是做了艺术家，直比普通人又高出一截去了（世人都这么看！），那更该知道自己是什么了。可是怪，别的职业的人都挺本分，偏偏越是当上艺术家的人，越容易忘了自己是什么。艺术家自己，有时还得添上周围的人，都在使劲往他那个自我里吹气，吹成个彩色的大气球，拿在手里招摇过市，觉得挺美。而且，说来几乎叫人丧气，一世界的艺术家都在这么干。美国艺术家吹起他们自己的那个气球来，气还要足，色彩还要鲜艳。拿出去，比如拿到中国去，人人都仰头争看，啧啧称奇。
过去，我也在观看的队伍里，而现在却在手上拿了一根针——这根针是杜尚——逐个朝这些气球戳过去，看着这些漂亮的大气球被针一戳就破，噼啪炸响着，成为色泽黯淡的碎片残骸，落到地上，我觉得很痛快。
还有，看见一位海外艺术家这么自述道：“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断创新，每一幅画都要把自己的才气发挥到底，要跟别人不一样，发挥到淋漓尽致，要精进，要配合社会变迁的节奏，硬碰硬地求精进。画作要有哲理并要求完整。我个人对艺术抱着使命感，这一点一直是我坚守的信念。就绘画表现来说，建立自我特有的绘画语言，并强调时代特有的精神面目，也是我一向执著的。绘画可以提升文化，有使命感的画家在文化活动中是最重要的。”——他说的这一堆是什么？我不懂。可有一点我懂了，觉得自己的艺术重要，是错。就像我们活人，觉得自己重要一样，也是错。
我顺便也懂得了另一点：这个世界其实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人设的体系，在这里有一种人为的秩序，什么东西是该抬高了搁在上面的，什么东西是该搁在下面的；另一个是世界的本来样子：太阳照例升起来了，照耀着每一个活动着的人，这些被称为人的生物，有的在种地，有的在修鞋，有的在画画，有的在掏阴沟……仅此而已。其中没有上面说的什么“坚守的信念”、“特有的精神面目”，以及“最重要的”。说到底，我们全体只拥有一个事实：活着。然后用各种活动去充满“活着”这个空荡荡的大口袋。仅此而已。实际的情形是，知道这个世界“本来样子”的人非常少，数得过来的，老子是一个，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杜尚也算一个，他说：“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说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实际上，在今天事情还是这样。”
谁要是能看清世界的本来样子，我就佩服谁，管他是什么人。
不知不觉，我跟着杜尚，跟到艺术外面去了。我脑子里不再想着艺术这档子事，艺术史对我变得无足轻重。看着人们在这块地盘上争论辩解，我甚至觉得很奇怪——他们在说什么？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人为的体系里，没一件事不被弄得复杂，你的心思、感觉、精力全要拿出来对付各种主义，选择这个那个立场，搞清这个那个概念。你在里面磨合，挣扎，喘气，大汗淋漓……渐渐地，你就耗干了，像一茎枯草般地倒下，这一生就对付过去了。面对这个惨烈的事实，很自然的，艺术、艺术史就没法重要了。
杜尚其实对艺术没做太多的事（所以他有那么多时间去下棋），他就是在对人生的还原过程中顺手把艺术拿起来看了看，觉得在人为系统中，艺术的地位被抬高得有些滑稽。他笑起来，轻轻地——他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在《蒙娜丽莎》上画了胡子。我们糊涂，还以为这一手既轻巧又来事，都跟着学。这太危险了！你穿透过了这团错综复杂的人为体系了吗？你像脱一件脏衣服似的把它脱下了吗？如果你没有，就趁早住手，不然，你会显得不光要名，还想不付出劳动就得名得利，多贪呐。
杜尚是最难学的，这完全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你要放弃许多东西，然后转过身来，面对你自己。你要练就一付眼光，穿过层层叠叠社会的、观念的、自我的衣服，看清你自己，看清那个叫生命的东西。不然，你做的一切都是白搭——有时比“白搭”更坏，你把水搅浑了！
只要还是站在人为的体系里看艺术，即使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才气发挥到底，要跟别人不一样，发挥到淋漓尽致，要精进，要配合社会变迁的节奏，硬碰硬地求精进”，他也决不可能成为“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在这里，它躲在人为体系之外，它在那个本来的样子里。它其实离我们不远，总在那儿呆着，可我们总看不见它。杜尚是一扇朝它打开的门。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问题在于，我看到了这么多，并不等于我做到了这么多。我的思想走在我的自我前面。那个自我看上去远不如思想活泼矫健，清新可喜，甚至还有几分迟钝笨重，阴郁愚鲁，但它沉着地盯着那个欢快前行的思想，一点儿也不自惭形秽。它拿得准，它比那个“小家伙”要有力量得多。
它真有眼力，情况的确如此。
近两年我开始在想，凭什么总抱着杜尚不放？这些年下来，我为杜尚做了点事，杜尚也对我做了点事，现在，咱俩谁都不欠着谁了。就此分手，又体面又合适。再说，我压根儿不喜欢自己总跟人跑，杜尚难道比我多长了个脑袋吗？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好画家，他从来不是。他早年留下的习作，每个艺术学校的学生都画得出。他那张著名的《下楼的裸女》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他创作那张画时的1912年，表现运动的观念早已正式提出，而且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响当当的流派——未来派（1910年）；而他表现运动的手法——分解形体——也是立体主义提供给他的，又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为这张画走红，简直莫名其妙。他那点艺术上的小试验其实不值多少钱，有太多的画家比他做得多，做得好。没有他，现代艺术的进程——仅就风格的发展而言——完全毫发无损。就算他那些反艺术的思想珍贵，现在也是尽人皆知，个个都拿来武装到牙齿。没有他，我自己就不能游到岸上去？岸已经是看得见的了。现在我可以撇开他，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我还真这么干了，我开始涂抹一些其他文字，有那么一篇两篇的，还颇能骗人，赚到一点读者的眼泪。我想：“有门！甩开膀子干吧。在艺术上我是熬不出来了，地盘全叫杜尚占了——他可够狠的。可是东边不亮西边亮，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现在，我坐在美国加州某个小城的一栋房子里，跟前是一张书桌。我们的小街静极了，男人们全出门上班，孩子们都叫学校给圈着，女人们被永无尽头的家务事拴在自家的房顶底下。加州的阳光真是灿烂美好，把窗外的一棵柏树、一大丛袅娜的夜来香照耀得熠熠生辉……一切是那么静谧和美，可我忧心忡忡地交握着自己的两只手，对着一杯渐渐冷下来的茶，由衷觉得，在平静如水的生活里危机四伏。往往只消一个念头，就足以荼毒我们不长的人生。这还不是说那些要去杀人偷盗的坏念头，偏偏还是些“好”念头，就比如说想做一个作家的念头。
这个念头让那些我在艺术里批判的一切重新回来了。它们笑容满面，对我完全不计前嫌，它们知道我舍不下这些老朋友。你说，人心究竟是一个什么？它到底能为你储藏多少脏东西？我对此感到惊奇、困惑，而且束手无策。我害怕着自己，可同时却有几分佩服着自己。在艺术界，我大刀阔斧，拿一把借来的扫帚清除了许多垃圾，可是在自己的内心，所有的垃圾原封不动，甚至被打包储存，拉栓上锁。这一切干得多么漂亮，而且神鬼不知。我走在人前，边缘整齐，表情明确。
看来，就目前而言，靠了自己，我还是游不到岸上去。杜尚来过了，又走了。他一走，我被留在了原来的地方，还是那个过去的自己，还是那个有欲望的、一心要了不起的俗物，在艺术界扮演一副超脱的嘴脸，可是跑到另一个地方去故技重演。我瞧不起这个自己，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自己彻底消灭了，让那个自我死得透透的。我站起来，不知所措地在书房里转了一圈，一圈都是书，可没有一本是我想读的，它们肯定帮不了我。
我只好再翻开那本薄薄的《杜尚访谈录》，头埋了下去，又一次读到：“我反对所有的这些……一切小心翼翼的盘算，一堆非常逻辑化的原因：我是该选择绘画，还是选择别的？”“我喜欢活着，呼吸，甚于喜欢工作。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如果你愿意那么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那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见也不可想的，那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
我被这些已经读过的话再次感动得眼眶湿润，并且在下面重重地划了线。
王瑞芸
2001年3月14日于美国加州千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