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上海是中国最早醒来的地方，有个叫张行的年轻人，这个毕业于上海成都北路第二中学的中学生，上海群益无线电厂的工人，他抱着吉他，代表上海人喊出了醒来后第一声呐喊 《告诉我》、《一条路》、《阿西门的街》等，那是一个小人物的嘶吼，他面对同样是小人物的市民，学唱流行歌曲，录制个人独唱专辑。1981年他在街边的路灯下，抱着吉他唱道：“歌，人们都喜欢唱；散，即将散场。让我们尽情地欢唱，忘了吧，是否散场。”他的歌被翻制成磁带，红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人们围着卡式录音机听得如痴如醉，张行几乎在不收版税的情况下，让整个上海获得了灵魂 真实的灵魂，没有包装与媚俗，没有伪善与作秀。此前，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如何唱歌了，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声音和语言唱歌，他们一旦开口，唱出来的就是别人的声音和语言，是张行，让他们重新找回丢了几乎半个世纪的自我，他们开始用真嗓子唱歌。
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审判了他，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以流氓罪把他送进了监狱。上海人没有记住，也没有感谢这个可怜的歌手，张行在大街上唱啊：“最好的礼物是我跳动的心房，还有我为你准备的未来时光。最好的礼物是我热烈的胸膛，还有我们一起要走的方向。最好的礼物是奔向你的脚步，还有孩子般地笑声阵阵的爽朗。最好的礼物是我对你的歌唱，还有为你献出的一份衷肠。最好的礼物你不要随意忘掉，它其实最害怕冷冷地放。最好的礼物你不要随意忘掉，愿能伴你走过风雨一场。”最后他被看作是一个骗子，一个玩弄女性和感情的骗子，他进监狱了，这证明了流行音乐是荒唐的、虚伪的，是勾引年轻人走向堕落的东西。上海人怀念着过去的繁华，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上海还在他们的记忆和祖辈的传说中流传，他们总有洋气的底子。所以，一方面他们为自己的上海骄傲，另一方面，政策稍稍开放，可以看看外国的电影，听听外国的歌曲，看看外国的书之后，这里的骚动就大了，他们许多人动起了出国的念头。首先是年轻女孩们，她们通过各种途径，结识外国人，有的甚至就在涉外饭店的门口和外国人搭讪，然后就出国了，去东京，去巴黎，去新加坡。上海的女孩，第一批打开国门的人，接着就汇回了外汇，接着就带来了国外“什么都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在上海传播着，“某某嫁了外国人，一块手表就值100美金”，“那不是发啦！我们两年的工资也没有100美金啊！”然后，是那些有亲戚在国外的人，通过三姑六婆，重新找回上代甚至上上代的那些亲戚，70年代躲之藏之的那些关系全部成了资本和机会，这时，他们去的地方就变成了澳洲、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是中国第一批出国潮，它是以上海为基地的。
可惜，上海人出国，没有像温州人那样踏实地扎根下去，他们大多像沙子进了海洋，一下就沉到外国的水底了，没有什么起色。要说啊，上海人习惯做白领，给别人打工，盛年一过，哪能真有什么起色呢？倒是那些被上海人看不起的温州人，他们出国后，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辛苦生意，反正也没有什么学历或者关系可以用，也做不了上班族或者白领，他们也无意在KTV陪酒，就自己开业做生意。10年、20年地劳作、努力，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渐渐有了起色，纷纷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当，到90年代，世界各地都出现他们抱团经商的身影，温州街渐渐成了新唐人街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