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和其他很多年轻人一样被排挤在外，只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外徘徊，很多年都无法进入这个领域。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可以挤进华尔街的方法。当时我正在从事纺织品进口贸易，我就是从这个行业里得到了最初的锻炼。我相信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以及迂回多变的战术，最终进入证券交易所并非只是白日梦。
虽然我多次尝试进入交易所，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最终，我决定采用强硬手段。我立刻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提出代理股票买入和卖出都只收取0.0625％的佣金。当时股票代理的佣金是0.125％，买进和卖出都要收取佣金。
我的做法无异于在顽固的保守分子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们都震惊了。后来他们的客户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我这里，而他们面对的只能是客户流失。最终他们只能接纳我进入他们的圈子，但交换条件是我不能再这样做，而必须按照他们习惯的规则和方式进行交易。我总共只花了500美元就进入了交易所，这其中还包括入会费及其他零碎费用。当时一个交易所会员席位的普通费用是35 000美元，而我所付出的费用只是它的1/70。除了入会的费用差别巨大，华尔街事务的其他领域也都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当时的老会员中包括雅各布?利特①（Jacob Little）、约翰?沃德（John Ward）、大卫?克拉克森（David Clarkson）等人，今天依然可以从证券交易所的档案中找到他们的名字。
当时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拥有一种特权，会员可以在叫股时收听结果，如果你还搞不懂这种特权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其他的投机者们常常每周要付100美元，或者支付10倍于会员费的价格，才能在叫股期间把耳朵贴在锁洞上偷听。
尽管此次大恐慌引发的萧条十分严重，在全国范围内带来的影响持久而巨大，也动摇了公众的信心，但另一方面来说，它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成果，因为它是新的金融和投机时代到来的标志。正是经历了这场恐慌的涤荡，华尔街才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年轻力量借此登上了华尔街的舞台。如果没有这场突然甚至可以说迅雷不及掩耳的震荡带来的觉醒，那么新生力量很可能还需要潜伏更长的时间。这场金融恐慌的爆发将年轻的美国推到了投机、商贸和其他实业的最前沿，也给贸易和工业的各项部门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推动力量，美国从这种推动力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