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认为对于资产阶级：“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20
在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中说：“（一）中央宣传部3月29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同时还认为：“在4月份的《学习》杂志上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学习》杂志很快转载了上海《解放日报》上冯定的文章，并经毛泽东作了修改。据冯定的孩子回忆，冯定的文章也是华东局紧跟中央的部署，指示《解放日报》于3月24日发表冯定的文章，题目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
冯定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他称赞了冯定的文章，并批评了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冯定的孩子回忆：“华东局在对冯定的文章组织修改时，当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曾认为某些提法不合适而进行了几处修改。冯定不同意，但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仍做了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人民日报》4月10日也转载了此文。父母对照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和发表在《学习》杂志上的经过修改的文章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况，那就是《学习》杂志的修改，有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时对原文所作的修改之处，但意思又反了过来。父母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冯定的文章。现在发表的文献已证实了这一当时的小道消息。”21
1952年第4期《学习》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同时发表了一篇本刊编辑部文章《学习〈矛盾论〉，克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文章最后对于近期发表的有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文章进行了检讨。文章说：“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有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就对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这种作风没有经常加批判这方面说，《学习》杂志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学习》杂志的发行量较大，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读者的影响也一定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发表更唤醒了我们，使我们觉得对于自己的这种缺点和错误必须采取极端严肃的态度迅速地加以纠正。编辑部现正进行深入的检查，并且将把检查的结果向读者宣布。在这里，《学习》杂志编辑部深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具体帮助；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愿意把你们所看到的这刊物上的每一个错误具体地告诉编辑部，以帮助编辑部的检讨。”
同期《学习》杂志还发表了一则“本刊重要启事”：“本刊因检查工作，本期出版后，暂时休刊，定于6月继续出版。敬希各地读者和经售本刊的书店注意。1952年4月8日。”本期同时转载了冯定的文章《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文章前面有《学习》杂志编辑部的一段话：“《学习》杂志本年第1、2、3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1952年第5期《学习》杂志发表了胡绳、于光远等署名的检查《我们的检讨》，文章前面也有编辑部一段话：“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的，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清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检讨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同时在本期的“读者来信”专栏里，还编发了一组“读者对于本刊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
于光远回忆说，第4期出版后，不知道谁（他估计是胡绳）起草了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名义作的《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的报告送中央。这个报告是1952年3月29日发出的。陆定一送出这个报告，于光远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中宣部并没有就此事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于光远和王惠德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杂志停刊三个月后的1952年8月出版的第5期，第一篇文章便是用胡绳、于光远两人名义发表的《我们的检讨》。这个检讨是胡绳主动写的，而且他愿意署名，理由为他是分工联系政治教育处的副秘书长。于光远说：“按理这个检讨是应该由我写的，胡绳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我没有同他争‘检讨权’。写检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我的头脑里对这次错误的性质还没有弄清楚。由胡绳来写，我就可以不去伤这个脑筋了。因此我对胡绳有一种感谢的心情。但是检讨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我和王惠德并不都同意。尤其王惠德，他没有在《我们的检讨》中署名，《检讨》中关于他的话却说得不少，其中有检查自己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那些内容。但是《我们的检讨》既没有上受‘托洛茨基袭击’‘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纲，也没有上‘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纲，却用比较长的篇幅检讨自己有教条主义的习气，那是个避重就轻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