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且看清廷1908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的十四条：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三、钦定颁布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五、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六、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将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涉。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八、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九、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专。十、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分歧。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十二、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十三、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决定，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十四、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总体而言，基本是抄袭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不过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十五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九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楚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