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幅员广大，内部因地理条件的差异，可以划分为许多区域。各区域之间，又因为壤地相接，并无难以跨越的障碍，以致各区域的文化发展与其相邻文化经常互相影响，甚至逐渐融会。这种现象与上一章两河、埃及、印度各种古代文化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地区的文化发展是不断融合，最后趋于大同小异的面貌，而两河、埃及与印度三区，论其涵盖的总面积比广义中国的范围大不了多少，却长期区隔为独自发展的系列。若以农业及聚落的出现作为指标，中国地区的农业，在距今一万年前即已出现。北方以河北磁山的黍稷（小米）为至今最早的遗存，南方则以湖南澧县的稻米为最早的遗存。黍稷与稻米文化的分布，大致以秦岭淮河线为分界，但是中间的过渡地带相当大，而且黍稷的栽培也可见于南方高地山岭。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量众多，超过任何其他地区，然而，由于大部分遗址是在现代建设工程进行过程中发现的，难以作预先设计的全面发掘，因此中国考古学上罕见两河流域那种有计划的大规模发掘一个城市的考古工作。中国的考古发现，以居住与墓葬为多，由文物内容我们可以探索古人生活，但与两河、埃及考古所得相比，较少大型建筑的全貌（例如金字塔、神庙）。
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于由古代器物的形状与遗址的层位关系重建同一文化的演变过程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从区系类型的考察，中国考古学至少已对东北、山东、东南、华南、北方与江汉六个地区的变化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这些地区，每一区都有其演变的谱系：例如东北区的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系列；山东地区的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系列；江汉地区的大溪、屈家岭、青龙泉三个平行而又彼此纠缠的文化系列；北方渭水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是由仰韶文化分化为半坡与庙底沟两系文化，庙底沟文化迤逦而东，远达郑州；东南太湖地区则有马家滨—良渚—马桥—吴越文化的系列……凡此发展，都延续数千年之久。在四五千年前，东北、山东与江汉地区的文化，都有过一次由盛而衰的过程，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文物精美，遗址众多，接下去有更为可观的龙山文化，个别聚落比大汶口更大，社会组织也较复杂，但嗣后的岳石文化遗址数量少，文化也较简陋。在距今4000年左右，新石器文化的中衰现象，在东北、河北、江汉、东南都曾出现；反之，中原黄河中下游的庙底沟文化，从未有过红山、良渚文化那种精美玉器，或大汶口与龙山文化那种优质的陶器，却居然一枝独秀，出现了二里头遗址的大型宫殿与城市及陶寺遗址的庞大墓地及居住遗址。这一次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还待探索，却是中国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逐渐凝聚的核心，由此发展了可能相当于传说中夏代的大型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从东北进入中心的商代与嗣后从西方而进入中心的周代，从而形成中国传统历史的“三代”观念及与此相关的“中原”观念。二里头的城市遗址与商代的城市遗址（偃师、安阳殷墟、洹北），似乎都是政治中心与礼仪中心，从其宗庙的位置及其规模言之，这些中心的政治功能，其实与礼仪功能难以区隔。中国古代的信仰，应有崇拜自然力的神祇信仰与慎终追远的祖宗崇拜两个不同的方向。红山与良渚的精美玉器，毋宁是崇拜神祇的巫觋之法器，而商周的祖宗崇拜则以宗庙祭祀祖先。“中原”的“三代”，以祖先崇拜为主，宗庙乃统治阶层的权力所寄，是以此后的中国文化中慎终追远成为十分重要的观念。二里头遗址中，有相当面积是制造石器与陶器的作坊，有一处还堆积了大量松绿石的石材。由此观之，二里头的古城，也是一个制造中心，至于制成的成品，是否也是外销的商品，抑是由别处取来原料在此制作自用，目前不能确定。至少，这些石料与石材必定来自他处，则二里头也是一个资料集散地，是一个类似两河流域商业城市的聚落。
河北的藁城与湖北的盘龙城，都是商王朝外围的城市，应是卫戍城市，军事性与政治性应强于礼仪性。周人由西陲进入中原，取代商王朝，统治了中原。周代的封建制度众建诸侯，以为藩屏，自周代在陕西的老根据地，逐步分封子孙亲戚，纷纷建国，今日的陕西、河南、淮河、山东、山西、河北，都有周人封国。一个“国”，其实是一个中心城市加上若干卫星城市，以“点”控御四周的“面”。周代的封建，启动了小区扩大与凝聚的过程，从城市发展为城邦，然后充实为领土国家。
春秋时期，中原与南方之吴越的对峙与互动，促成中国南北两个文化大区域的融合。另一方面，有一些政治—军事—礼仪功能的城市，例如临淄、邯郸、咸阳、郢、宜阳等，因为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地区性的制造与贸易中心。这些商业城市构成一个网络，促进了中国各地经济的整合，创造了“天下定于一”的经济条件，结合文化上的整合，中国终于走向统一的“天下国家”。西周王国解体，本来依赖宗族维系的封建体系，在春秋战国近六百年间，竟逐步转化，完成了从城市到天下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