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斯福向全国人民演讲时，财政部的官员正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睡在沙发上，吃外卖三明治，不眠不休地审核哪些银行可在周一早上恢复营业。还有待命的特许飞机，准备随时将刚刚印刷出来的钞票运送到银行，以便使银行有足够的现金满足取款人的需求。
罗斯福炉边讲话的效应在第二天上午就显现了出来。当银行恢复营业后，它们不再需要新印刷的货币了。出纳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但更多的客户是来存款。罗斯福成功地使银行恢复了营业，同时也增进了国民信心，促进了经济状况的恢复。证券交易所于3月25号重新开门，这是自3月3日停止营业以来首次恢复营业，成交量创下了15%的增长。到3月底，银行已经吸收了10亿美元的存款。4月，存款额又上升了10亿。曾希望胡佛在卸任前能够采取措施挽救银行体系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法律总顾问沃尔特·怀亚特认为，情况已经好转了。“罗斯福能够通过银行体系措施来鼓舞人们的信心，”他后来写道，“这是可悲的胡佛无法做到的。”
在银行业危机得到解决后，莫利开始认真考虑离开华盛顿。他厌倦了住在卡尔顿酒店，往返于纽约教学的不安定生活，想要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或者为杂志社撰稿。罗斯福对此根本不予理睬。他告诉莫利，只有他才能帮助自己制定新政的政策。莫利认识能够起草重大议案的人，罗斯福说，他知道怎样才能让国会通过议案，也清楚他们的目标。莫利说，这是一次“令人陶醉的讲话”，尽管大部分都是“恭维之词”。莫利对自己助理国务卿的头衔仍然耿耿于怀，这个头衔跟他实际上从事的工作毫不相干。伍丁提议让莫利担任财政部长助理，但遭到罗斯福的否决。罗斯福说他不想让自己的首席助手被伍丁挖走。最后，莫利被罗斯福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征服，同意留任，继续担任罗斯福事实上的参谋长，继续扮演顾问、伯乐和重大任务指派人的角色。
莫利在自传中将自己比作兰开斯特公国的一名大臣，据说这位大臣是英国内阁“可派多种用场的人”。莫利继续发挥他不可小觑的运筹帷幄的影响力。“仅存在于演说和讲演中的政策只不过是浪尖的泡沫。它应该是由日常决策所建造的金字塔，”笔名为“非官方评论者”的新闻工作者约翰·富兰克林·卡特这样评论莫利的角色。在一篇专栏的结尾，威斯特·伯格勒写道，这些牢骚“应该向目前掌管一切事务的雷蒙德·莫利诉说”。
《紧急银行法案》是罗斯福政府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也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荣誉。“8天时间就拯救了资本主义，”莫利欢呼雀跃道。拯救资本主义或者说拯救银行体系，并未取悦所有罗斯福支持者。美国的银行业已经“从根本上腐朽不堪”，《新共和》这样告诉读者，必须要“彻底改头换面”。一些城市自由主义者和西部进步主义人士一直希望国家能够收购银行，这也正是塔格威尔所提倡的。对部分进步人士来说，罗斯福执政的第一周就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却被错过了。
“我是以一种极端沮丧的心情回想1933年3月4日发生的事情，”罗斯福的共和党支持者、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布朗逊·卡汀，第二年在《自由》杂志上这样写道，“因为当时，”他表示，“罗斯福总统本可在毫无争议的情形下实现银行的国有化。”但罗斯福对此并不感到后悔。虽然他承诺稍后会再制定法案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但他最终要做到的程度是有限的。“罗斯福拒绝改变私有制经济或减少私有企业，这充分表明他对私有企业制度或银行体系的一贯信心。这正是他所生活、也是美国社会得以发展的基本社会秩序。”
尽管只是权宜之计，但《紧急银行法案》却奠定了整个新政的基调。罗斯福通过恢复经济体制的基础，遵守了他常常引用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的指令：“改进你将要保护的东西。”同时，银行法案也是革命性的。罗斯福放弃了他的前任奉行的自由放任原则，坚信确保国家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是联邦政府的职责。为了履行这一职责，他使政府前所未有地关注私有企业，并不惜采取被批评家认为“不但激进而且已经超越了其宪法权限”的行动和措施。他是在保护资本主义，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逐步为它带来了另一种全新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