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并非独自完成招募工作的。他将未来的智囊团成员带去给罗斯曼和罗斯福的前法律搭档巴兹尔·奥康纳过目。如果能够得到这两人的同意，这些新成员就将北上与罗斯福见面。塔格威尔生动地回忆了他与罗斯福的初次见面。“罗斯福正坐在宏伟的州长府邸的阳台上，天气还不是很热，但他却没穿大衣，衬衫也敞开着，”塔格威尔说，“就像平常一样，他嘴里叼着一根长长的烟嘴，下巴高高地昂着。他不会被任何事情吓倒。”罗斯福请塔格威尔一起吃饭，他们谈论农业和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一直到深夜。与罗斯福的初次会面，深深感动了塔格威尔。“跟他聊天，”塔格威尔后来说，“就好像了解到了命运的意义。”塔格威尔也给罗斯福留下了深刻印象。
塔格威尔过关了，但并非莫利提议的每个人都能得到罗斯福的首肯。另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费雷德利克·C·米尔斯就遭到罗斯福的否决，原因是他在货币政策上持有自己的强硬观点。罗斯福还拒绝了其他秉持固定立场、在解决问题上不灵活或忠于流行趋势--如正席卷全国的“专家政治论”--的智囊团候选人。罗斯福需要的是关于如何解决国家困难的好建议。“你只告诉我你的想法，告诉我你认为我应该做什么，”罗斯福对贝勒说，“把政治留给我，因为它是一个肮脏的行当。”
智囊团的总部设在罗斯福酒店，与罗斯福的政治顾问团不在同一个地方，后者在巴尔的摩市郊。当法利和布朗克斯民主党首脑爱德华·J·弗林，正在为罗斯福获得总统提名而出谋划策时，智囊团的成员却在埋头研究政策问题，撰写可以作为演说内容的备忘录。莫利与罗斯福一起讨论这些备忘录，并将其改编成竞选演说稿。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莫利拥有非同寻常的演说稿写作技巧，还在于莫利想要将一切纳入掌控范围的欲望，还有一点就是，莫利坚持认为“演说稿不能由一个委员会撰写”。
莫利以坚定的态度领导着智囊团。他有时候会变得生硬而粗暴，因此也因偶尔的坏脾气闻名。莫利还撰写了智囊团的第一次演说稿，10分钟的演说于1932年4月7日通过电台节目“鸿运当头之时”向全国播放。演说稿赞成对大萧条采取更积极的回应，并提出了一个将始终与罗斯福相连的短语--“经济金字塔最底部被遗忘的人们”。
智囊团的其他成员也有机会为罗斯福设计演说辞。罗斯福于杰斐逊日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演说中，提到了塔格威尔秉持的观点，即农民、工人和商人的需求必须结合起来，形成“公平和公正的利益一致化”。贝勒关于对企业采取更为严格管制的呼吁，引发了1932年9月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那次激动人心的演说，此次演说后来以“新政宣言”著称。在演说中，罗斯福前所未有地详细阐述了关于进步政府的观点。“我们目前正在朝寡头经济迈进，”他警告说，“文明政府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罗斯福宣告说，在文明政府的执政下，在控制企业的越界行为和制定工业政策方面，联邦政府除了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之外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