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已无一处安全落脚之地，转到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稍早抵达俄京的周恩来，是出席“六大”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年仅三十岁的周恩来在“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可谓饱经忧患，几度死里逃生。1927年4月，上海清共，周恩来几乎丧生；7月间逃往武汉；8月间参与策划南昌暴动，没有成功，随着起义部队退到汕头，染上疟疾；被送到香港，又于12月间潜回上海。
周恩来滞留莫斯科期间，至少曾见过一次蒋经国。他告诉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但仍不应忘掉随时给他父亲写信。蒋经国在回忆录里提到，6月至8月这段期间，他曾经提笔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但是没有付邮寄出。王明和莫斯科的一些中共斯大林派分子，并不相信蒋经国，把他当做潜在的敌人。然而，周恩来像斯大林一样，显然认为小蒋日后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因此最好留个活路，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会和父亲、国民党尽弃前嫌，恢复关系。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是唯斯大林之命是从的李立三和王明。可是，中共最重要的活动据点是江西苏区。朱德和毛泽东结合，组成红四军，口号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
到了193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都承认南京的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散布在山区的中共只是小问题；但是，蒋介石鉴于中共有共产国际撑腰，认为若要巩固国民党政权，一定先得肃清中共势力。
1928年初，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自报纸上读到托洛斯基被斯大林赶到土耳其的消息。稍后几个月，蒋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认错，接受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宽恕他，拉狄克得以回到莫斯科。这些发展都没有撼动蒋经国对新社会主义世界理想的向往。同年夏天，斯大林号召党的干部“消灭富农阶级”。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生很少听到农村大批斗争富农的消息。经国入校的第二年，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候补党员。2
此时东北却发生一项外交危机。1929年1月，少帅张学良邀请两位亲日派高级干部赴宴，借词必须注射吗啡离席，遣人把这两人击毙，巩固住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大权。4月间，张学良又派军警搜查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暴露莫斯科利用其外交单位及中东铁路，搞颠覆及间谍活动的文件。中东铁路自1896年起依合约，即由中、俄共管，7月间，张学良以国民政府名义接管中东铁路，逐走俄国主管。
苏联政府认为张学良这么做，侵犯其条约权利，也抵触国际法。11月中旬，苏军越过国境，稍做交战，大败张学良部队。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与列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下令张学良撤退。稍后，中、苏达成伯力协议，恢复原先状况。中国共产党温顺地支持苏联动用武力，恢复它在东北经济利益的举动。
中国全境此时普遍动荡不安。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丝、烟草、棉花、黄豆之出口生意巨幅衰退。若干农村地区，成千上万老百姓因闹饥荒而饿死。南京政府原本就是由国民党民族主义派、资本家及各色军阀勉强结盟组合，面临艰困情势，更难实现口头上高唱的财政改革和农村改革。世界经济大恐慌产生的政治、心理冲击效应，远比经济效应更为重要。斯大林见到危机当前，认定世界革命高潮更加不稳定，必须加紧自己的内部革命及整肃步伐，在国际政策上（包括对华政策）也必须更加激进——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正是托派的主张。
经济大恐慌因而对全世界左翼、右翼意识形态的勃兴，产生推波助澜作用。这是社会大解体和日常生活大动乱交互作用的乱世。旧体制正在消逝，新危机似乎处处浮现。纳粹主义的怪兽似乎令左翼振振有词可以采取极端立场。纳粹德国萌生征服欧洲的野心；意大利法西斯党人视非洲和巴尔干半岛为禁脔。日本则成为当时时代精神——历史修正论——的沃土。日本右翼国家主义者既痛恨西方列强在亚洲作威作福，又不满美国等地禁止日本移民，遂以白人种族主义作为攻击之目标，也作为本身推动帝国霸业及大和民族兴盛的样板。日本已于1895年占领台湾，1910年掌控朝鲜。军方开始以俄罗斯及中国为进一步扩张的对象。1930年11月，日本一个极端国家主义派青年，狙杀政策温和的首相。从此之后，日本的政治权力落到激进的帝国主义派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