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父亲会放一些爱情片——但是每当电影主人公开始牵手，他就会喊，“泰迪！你得上床睡觉了！”珍妮受到的待遇也差不多，每当亲吻搂抱的镜头一出现，她会听到父亲熟悉的命令：“珍妮，上楼睡觉去！”
和1941年相比，越橘田看上去小了不少——就好像小孩子的画片放在成年人眼里总是更小一样。但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海恩尼斯港风景尤在，站在门廊可以清晰地看见远处的海岸线，浅浅的海水柔柔地冲上南塔克桑德，然后退去。在我的记忆里，沙滩旁总系着一只小船，平平的船尾轻轻地随着海浪摇摆。
我六岁那年，乔伊和杰克曾用那条小船教我航海。他们给我讲什么是风、什么是潮、什么是海流，我的海上生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一生中，我的船越来越大，我的航程越来越远。一个人航行，和家人一起航行，参加帆船赛，带着来做客的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一起航行，我会带几乎每个登上船的人去航海。20世纪50年代，杰克背上做了个手术，康复阶段我抽空陪在他身边；20世纪50年代，我也做了一次手术，休息了一段时间。两次手术的这段空闲时间里我曾画过一些画，先是用丙烯颜料，后来用油彩。画的主题大部分是帆船，画中有我真爱的旧式木帆船米亚，有海，有港口，还有那安然的港湾。
第二章家里不许哭1932-1938
海恩尼斯港是我真正的家，但它却不是我住过的第一个房子。我刚出生那几年，全家只在夏天和初秋的时候住在海恩尼斯，然后返回纽约的布朗克斯过冬。布朗克斯那栋房子坐落在树木繁茂的酋长公园（SagamorePark）旁，有三层楼、二十个房间，占地面积相当大。阳光下，被密密老树簇拥着的红瓦房顶显得格外耀眼。在我六岁前，每个冬天我们都在这里度过。
父亲的财富大部分是那个时期积累起来的。股票市场上投资顺利的他凭借自己敏锐的商业嗅觉进入了当时尚处萌芽阶段的好莱坞电影产业。1928年，父亲并购了两家与电影有关的小公司，组成了雷电华（RadioKeithOrpheum,RKO）影业公司。1929年10月经济危机爆发前几个月，父亲退出了电影业，幸运地保全了自己的财富。
纽约郊区对于当时的肯尼迪家族来说还是一片陌生的世界。毋庸置疑，波士顿才是我们这个家族在新大陆 （NewWorld）扎根最深的地方，对于父母双方的家族而言均是如此。1840年爱尔兰爆发饥荒，祖父帕特里克（Patrick）被迫漂洋过海来到波士顿；其后不到十年，托马斯·菲茨杰拉德（ThomasFitzgerald）也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到了这里。1914年，父母的婚姻把波士顿的肯尼迪家族和菲茨杰拉德家族连在了一起。两人婚后住在布鲁克林（Brookline）比尔斯街（BealsStreet）一个干净整洁的小房子里，那栋房子至今仍然健在。杰克、凯思林和露丝玛丽都是在那里出生的，为他们接生的是弗里德里克·古德（FrederickGood）医生，事实上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古德医生接生的。（1915年，小乔伊出生在马萨诸塞州豪尔[Hull]的一栋避暑别墅。）随着尤尼斯、佩特和波比相继出生，我们的家越来越大。由于家庭成员的增多，一个更大的房子必不可少，父亲不断增长的财富让这变成了可能。尽管搬到了布朗克斯，但是母亲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一个传统：如果怀孕，一定得去她出生的那个城市生产，即便布朗克斯和波士顿之间相隔了两百公里。1927年，她回到自己深爱的波士顿生下了珍妮；1932年，四十一岁的她再次回到波士顿，在圣玛格丽特医院（St.Margaret’sHospital）生下了我。
母亲为我的出生保留了很多纪念品，就像她对其他孩子一样。诸多纪念品中有一件至今挂在我参议院的办公室里，那是一张装裱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是白宫（WhiteHouse）的图景，旁边有一束花做点缀，上面一行褪色的墨水是母亲的笔迹：“易逝的花（perishableflowers）。”明信片上有赫伯特·胡佛总统（PresidentHerbertHoover）的签名，角上的邮戳显示“邮资未付”，这是胡佛总统大萧条（GreatDepression）执政期间充满幽默意味的纪念品。
父母给我取名叫爱德华·穆尔·肯尼迪，中名 （MiddleName）来自父亲忠诚的老秘书，全家人的好朋友，艾迪·穆尔。艾迪曾经辅佐过三位波士顿市长，其中包括我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外祖父，人称“甜心菲茨”的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JohnFrancisFitzgerald）。艾迪随和的性格和对波士顿爱尔兰裔政治圈的突出贡献让父亲十分欣赏。这个穆尔正是前面提到的，从乔伊手中救下巧克力小偷杰克的那个艾迪·穆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