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远是一位翻译家。我过去读过她的《写给恋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那本书是她和恋人间的通信。我研究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从中得到许多有力的材料，特别是当时中国大学生为什么会急剧“左倾”，她那本书信集中有很生动的例子。杨静远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她是杨端六和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的父母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子中的重要成员。武汉大学在抗战爆发后到了四川乐山。杨静远和恋人的通信时间约在1945到1948年间，这次出版的《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则是1941年到1945年，恰好是她完整的大学生活记录，两本书联系起来看，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杨静远当时的邻居和老师均为一时之选，所以这本书记的价值是很高的。可惜只是一个选本，据说完整的日记有五六十万字。对日记，我以为还是要完整出版，最好不要删节，因为谁也说不准哪些材料对谁有用，可以印证什么事实。有时候越是小事，反而越有意义。早些年山西出版一个晚清秀才刘大鹏的日记就做了节选，最后想用这本日记的人，还得设法再去图书馆查。还有竺可桢日记，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大册经过删节的日记，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够，最后还得出版一个完整的。日记是属于文献类的历史材料，主要阅读对象是研究者，所以删节最要不得。为了避讳做一些手脚也没有必要。像前年出版的宋云彬日记，作了删节研究者也看得出来。
这本《让庐日记》，涉及当时武汉大学许多教授的生活和思想，如朱光潜、周鲠生等自由知识分子，还有当时的教学和学生的读书情况（特别是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书中详细记载了她当时读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感受）。因为日记是第一手的材料，所以看起来很生动，它的价值一般说来要高过回忆录好多倍。这本日记对了解当时大学校园生活很有帮助。现在有些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对当时的大学生活描写太离谱，就是因为不注意看日记这一类的材料。学生的日记与成人还不大相同，主要是有思想变化。像杨静远这本书记，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对国民党失望，而对共产党产生兴趣。通过阅读日记，研究者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研究中国4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有三种材料比较可信。一是当时出版的年级纪念册，二是当时的校刊，三是学生的日记。这三种材料对看起来才能还原当时学生的生活，在这方面，一般的回忆录只能参考。举一个例子。
张爱玲研究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当年她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况。她本人的回忆，研究者如水晶、赵冈对这件事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件事最后还是陈子善看到了原始的《西风》杂志，经过考辨最后才还原了真相。杨静远比张爱玲小两岁，当时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常常给杂志投稿。她在1942年8月5日和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阅读《西风》杂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时征文获奖的情况。虽然有个别笔误，但大体是准确的。这个材料恰好可以对陈子善的张爱玲研究做一个旁证。当时杨静远也参加了比赛，可惜落榜了。她在日记中说：“看焕葆借给我的《西风》征文集。这种文章完全是仿美派的，内容空洞，但文字轻松，看起来很舒服，可供解闷，但也不见得写得十分好，我相信我那篇落第的苦命小说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篇不差。”（第79页）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文坛的风气都很有帮助。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问题不是本事，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才是本事。作为智力活动，如今学术研究中最少见的就是才气，因为大家都喜欢从直接文献中看材料，特别是有了互联网，更容易偷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