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放弃了运动。一直到高二我都还跑田径、打足球和篮球。有时候回到家，爸会问我学校的情况，不过如果我讲到细节，爸很明显地不自在，因为他对运动一无所知。爸这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团体竞赛；高二那年有一次来看我打篮球，坐在场边，头发半秃，穿着破旧的运动夹克，两脚袜子还不成对。虽然爸并不会太胖，但是裤子的腰围太紧，让他看起来好像怀孕三个月，当下我只觉得丢脸，根本不想承认他是我爸。比赛完我甚至故意躲开，我知道这样很要不得，但那就是当时的我。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高三的时候，我叛逆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两年来成绩不停下滑，我总是觉得只是因为我不用功、不在乎，而不是因为我笨。爸不止一次在半夜逮到我满身酒气，鬼鬼祟祟摸回家。有一次参加了一个有人吸毒、喝酒的派对，还被警察送回家门，后来爸把我禁足；我的反应是跑去跟朋友住了几个星期，抗议他管太多，叫他别管到我头上。回到家爸仍旧没说半句话，早餐桌上还是往常的炒蛋、培根和土司。我的成绩都是低空飞过，学校让我毕业，可能只是要把我早点扫地出门。我知道爸很担心，有时候也用他自己一贯的方式，木讷害羞地带点迟疑和保留，提起再继续念书的事。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决心不再升学了，我只想工作、想买车、想要一切活了十八年都没有尝过的物质享受。
一直到了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关于我心里真正想要的，我始终一个字也没告诉他。当爸发现我甚至连专科都没报名，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一整晚，连第二天早餐桌上都没跟我说话。那天晚上，爸试图再跟我讨论钱币的事，好像努力想要重拾父子俩之间的共同记忆。
爸开口说："你记不记得去亚特兰大那一次？那枚野牛五分镍币是你找到的，那枚我们找了好几年的硬币，记得吗？那次我们还照了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有多兴奋，让我想到我爸和我就是这样。" 我只用力甩头，所有跟爸一起生活的挫折全部爆发，我对爸大吼："我痛恨钱币的事，不要再跟我说了，你应该卖了那些该死的钱币，做点别的好不好？任何事都行！" 爸当时什么都没说，不过一直到今天，我都不会忘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最后爸转身踱回书房。我伤了爸的心，虽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很清楚这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从那天开始，爸很少再提到任何关于钱币的事。我也一样。不过我们父子之间多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甚至到了面对面都无话可说的地步。几天后，我才发现我们唯一那张合照也不见了，爸似乎是觉得任何让我联想到钱币的事情都会让我生气。或许那个时候是这样没错，我想过爸大概是丢了那张相片，但我还是不怎么在乎。
长到这么大，我从来没想过要从军。虽然东北卡是美国最多军事基地的地方，从维明顿开车只要几小时，附近就有七个不同的基地。我以前觉得走投无路了才会去当兵，毕竟谁会想要一辈子被几个理平头的军人呼来喝去？除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人，至少我、还有学校里很多人，都没想过要从军。好学生会去北卡大或是北卡州大，成绩不好的毕业以后就是留在家乡，从一个烂工作换到另一个，每天喝啤酒闲晃，尽量推卸一切可能的责任。
我属于后者。高中毕业后那几年，我换过一堆工作，在澳美客牛排坊打零工、在电影院当收票员、在史泰博办公用品超市当卸货员、在松饼之家煎松饼、在几个观光区的纪念品小店当收银员。赚来的每一分钱通通花光，对爬上管理阶层全无兴趣，最后不管做什么老是被解雇。有一阵子我一点也不在乎。我自己的生活自己过，总是睡到很晚；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冲浪。因为还住在家里，不需要房租、伙食费、保险或买家具。而且，我的朋友都跟我差不了多少。虽然不记得有什么不愉快，不过我很快就觉得人生无趣，但是冲浪不算（一九九六年，佛兰飓风和贝莎飓风侵袭北卡，那时候的大浪是几年来最棒的）。只不过，每回冲浪过后到一家叫"热络"的酒吧混时间，却是无聊透顶。我开始意识到每天晚上其实都一样。都是在酒吧喝啤酒，然后会碰到某个高中同学，接下来会问我在做什么，也会告诉我他们在干嘛，不必用到大脑，就知道我们两个都在混吃等死。就算有些人自己在外面住，跟我说他们喜欢清水沟、洗窗户，或当搬运工，我也从来不信。因为我很清楚，这些工作绝对不是这些人从小梦想的职业。我可能不是个用功的学生，但是我不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