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房用品，最先想到的无非是笔墨纸砚四大类，常被称之为“文房四宝”，是旧时文人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近代书写方式的革命，使得除了从事书画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士之外，大多数现代文人的书房中已经没有了“文房四宝”，更不要说与之相关的一些杂项。于是许多旧时的书房文具不仅淡出了生活，甚至已为今天的人们所不识。
中国旧时书房的文具饰物固然特别繁复讲究，而西洋旧时书房的器具也并不简单，我在欧洲的许多旧货店或古玩铺中就看到过这类东西，有的能叫出名字或知道用途，有些我也不甚了了，不但叫不出名称，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前一两个世纪欧洲文人或贵族的书房用品，虽然因文化差异与我们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就其精致与讲究的程度而言，也并不逊色。例如精美的料器墨水瓶、烫金压花的羊皮纸夹、犀牛角柄的裁刀、橡木雕刻的各式信插，如此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文房用具代表着一种生活品位，也是对优雅和精致生活的追求，不同于一般古董的是，它们不但有着艺术观赏价值和装饰作用，其每一样东西又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置于书斋案头，随时都能派上用场，或者说它们是笔墨纸砚的附属品，用以共同完成某一个连贯的程序，既方便，又实用。因此在一百年前，这些东西多未列入古董之类，只是作为实用器物。而时至当今，人们才注意到它们的价值，渐渐成为收藏家追逐的文玩杂项。从其质地类别上，虽有金石陶瓷、竹木牙角之分，但在器物类别上却都属于书房案头文具。
书房文具大多与笔墨纸砚相关，例如与笔相关的笔筒、笔格（又称笔山）、笔床、笔盒、笔洗、笔觇之类，与墨相关的墨盒、墨床，与纸相关的镇纸、压尺、裁刀，与砚相关的水注、水中丞（水盂），等等，此外还有印章、印泥、印盒及盛浆糊的糊斗、盛缄封用蜡的蜡斗之属，真是不胜枚举。用途之广泛，器物之繁多，则可谓远胜于古代欧洲了。另一方面，这些器物同时还是艺术的载体，或烧、或铸、或书、或画、或镂、或刻，无不精美异常，成为旷世奇珍。
笔洗和笔筒一样，其实原来都是常见之物，只是笔筒（或称笔海）至今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用它来插各色各样的笔，而笔洗却由于毛笔的使用范围缩小，已不常备于案头。古人书画必洗笔。目的是散发墨中的胶性，用水浸润笔尖，使之挥洒自如。有人误会笔洗是最后涮笔的器皿，其实不然，应该说，笔洗的最大作用是在书画过程中随时浸润笔尖，是不使胶涸并能调节浓淡的盛水之物。传说有王羲之曾在鹅池中浸笔，使得池水尽黑的故事，虽然夸大其词，也由此可见洗笔浸笔在书画中的作用。笔洗自中古以来就有许多记载，成为文房中的要器，有玉制、铜制，而最多者为瓷制。铜制者分为洗、盂、釜、卮、五类，虽器形有异，然而用途是一致的。玉制也有圆形、长方形、环形之不同。宋代哥窑的笔洗最为著名，器形有粉青葵花洗、罄口洗、荷花洗、卷口洗等，宋龙泉窑也有双鱼洗、菊花洗、百褶洗等。传至今天，已经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即使在明清之际，这些宋哥窑、龙泉窑的笔洗已经没有人再舍得放置在案头使用，而是大多用当代笔洗作为润笔之物。
笔格，也称为笔架、笔山，是架笔的器物。古人书画时，在构思和暂息间借以置笔，以免笔杆周转污损他物。笔格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据《艺文类聚》载南朝梁简文帝有咏笔格诗看，起码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笔格了。笔格的质地最为广泛，玉、石、金、铜、瓷、木皆可制成笔架。据一位古玩行的前辈告诉我，中古时期的笔格多为玉石制成，形制较大，多用白玉、寿山、鸡血石。明清时，常有以笔格切割打磨后改制成的印章，所以早期完整的玉石笔格已不易见。铜制笔格形式多样，最大的有十二峰头为格者。哥窑也有瓷制笔格，多分为三山五山不同形式的大小。而木制笔格多以根枝蟠屈之原状略加修饰，时久包浆，成为天然笔格。笔格的形式除了一般的山形之外，还有诸如仙人睡卧、虫兽花鸟，等等，如有白玉做母猫横卧状，身负六子相依，起伏为格，极为生动别致，神态毕备，这类笔格的艺术观赏性就远在实用性之上了。
笔觇，俗称笔掭，是觇笔之器。古人运笔除了可在砚上掭笔外，更备有掭笔之物，谓之笔觇。有瓷制、玉制、琉璃制、水晶制等，这种笔觇近代已不常用，因此许多人对这一名词已觉生疏。旧时笔觇向以定窑或龙泉窑小浅碟式为最佳。今年春节之际黄苗子先生的高足王亚雄先生来访，亚雄先生多才多艺，曾为苗子先生制金石拓片、木刻陶艺颇多。他赠我一亲手制作的笔觇，是用一朵灵芝制成，上下切割后打磨平整，以十数道漆擦拭，光滑如镜，甚为可爱，诚为笔觇中之另类也。
镇纸是书房中压纸、压书之物，故而又称纸镇、书镇。为了使纸张和书籍舒展或打开放平，镇纸多采用较重的物质制成，如玉石、铜、水晶、玛瑙等，形式多样，如玉兔、玉牛、玉羊、玉虎、蟾蜍、子母螭等，形制古雅，体积可大可小。铜制者也多为兽形或为龟、螭诸状，并有铜鎏金者。明代宣德铸炉，后来称为宣铜，宣铜器中也有不少镇纸，制成牛、羊、猫、犬、狻猊之类，无论真赝，镇纸下多有“大明宣德年制”。幼时家中有一宣铜镇纸，形象怪异，头上有钝形独角，呈卧状，下面也镌“大明宣德年制”，后来在“文革”中被一群“学工”来安装玻璃的学生顺手牵羊。这种兽形我后来再也未见到过。据《清异录》载，镇纸在宋代还有如“小连城”、“套子龟”、“千钧史”等别称，在形制上也是多种多样。如张就曾记陆游赠他镇纸一事：“三山放翁实赠我，镇纸恰称金犀牛。”
在《水浒》第二回中记高俅的发迹，有以下一段叙述：..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架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狮子，着一个小金盒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
这里的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而小王都太尉就是英宗的驸马王诜（晋卿），两人都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大家。由此可见，文房小物不仅有其实用价值，也是当时文人交际会友相互馈赠的文玩。
压尺的作用大致与镇纸相同，但分量却要轻许多，一般用于展平较轻的纸或长卷，而不用于压书籍。今人多称镇纸为镇尺，实际上是错误的，也是将两种器物混为一谈。压尺就是尺形，可长于尺，也可短于尺，并不拘于尺度，大多为铜制或木制，又多为成对的形式。铜制压尺多镌刻古器物铭文、古泉、古器等花样，多称博古纹。木制者常以乌木、紫檀等质地较重的木材为之，年代久远，形成包浆，光滑圆润。也俱善嵌银工艺，所制紫檀、乌木压尺以嵌金银丝构成山水、花鸟、人物，光绪年间曾以嵌丝压尺等工艺参加巴拿马赛会获金奖，其创作堪称绝品。
中国书写绘画的纸张大多为较轻柔的宣纸，因此，裁纸刀的质地也或以牙、角为之，尤其是拆读信函，常用此类牙角刀具开启，既轻便又安全，更具工艺观赏性。
臂搁也称为臂隔、臂阁或秘阁，是书写时枕臂之物，它的作用一是用来支持臂腕而不致为桌面所掣肘，一是在炎夏之际不使手臂的汗水与纸张粘连。据明代屠隆《考余事》的说法，秘阁（即臂搁）是从日本宋澄泥臂搁，上部有“吕”字印记，底部为“西泠八家”之首丁敬的题跋传入中国的。它的形式初如圭状，后来发展为长方形，长可尺许，宽在二三寸之间，宽度之间微微隆起，正好做枕臂之用。最珍贵的为长形古玉制，一般多为漆器、紫檀、乌木、象牙、竹等，上面或擦漆描金，或用平刻，山水花鸟皆备。竹制臂搁最为流行，书画篆刻也更为潇洒。清代书画篆刻名家如程庭鹭等，善自刻臂搁，山水人物寥寥数笔，生动传神，且刀法洗练，远非坊肆中匠刻堪及。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材质之外，我也曾见过一种澄泥臂搁，长度不过六寸许，是以汾水澄泥制成，做竹节枝叶状，由于年代久远，包浆极好。臂搁的下部四角都有两三毫米的矮足，使其能与书桌形成一点儿间隙。此物后为金陵八家之首的清代丁敬所得，并在澄泥臂搁的背面篆刻铭文，考为元代之物。这种澄泥臂搁是此类器物中很少见的。
墨盒并不是盛放墨锭的器物（盛墨锭的应称为墨匣），而是产生时间最晚的黄铜制文具，始于乾隆中期。谢崧梁在《今文房四谱》中说：“墨盒者，因砚而变通者也。”其实就是将研好的墨汁置于墨盒中的丝绵之上，可经久不涸，使用方便又易于携带。自从有了铜墨盒，也就有了镌刻铜墨盒的艺术。最早始于同治年间的书画家陈寅生，后来琉璃厂的同古堂老板张樾丞父子也精于此道，他们刻铜墨盒的技艺极高，山水花卉、人物花鸟都能刻于墨盒之上，线条流畅，图案精美，并贴出“笔单”，可根据顾客要求定制，一时名噪京城。
笔匣是保存一些名贵毛笔的器物，不同于平时所用的毛笔，是置于笔筒中或悬于笔架上，这种笔匣大多为红木、紫檀或金漆螺钿制作，也是十分考究的。五十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由东城演乐胡同迁至西琉璃厂办公，彼时吴泽炎先生（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辞源》主编）中午休息时与先君常常去逛琉璃厂古玩店。某日走入一家店中，不慎将一个紫檀木笔盒碰下柜台，跌在地上，那盒盖顿时开裂，不消说是要赔的，其结果就是吴先生照价买下了这支笔盒。当时这紫檀笔盒标价仅十五元，吴先生觉得无用，就将它转送给我父亲，后来经“小器作”修理完好如初，成为难得的纪念。
静静的书斋，案头杂陈精致的文具，虽置身于喧嚣的红尘中，总多少能保持着一点平静和悠闲的心境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