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2)

 

八十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不但是中国第一新兴大都市,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人物,当时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都不能满足他,不能最大限度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才是最佳选择。用今天的话语说,上海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

其实在1927年鲁迅到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藏身上海,而且谋反。先有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有民国建立之前之后的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后来,就有江亢虎、陈独秀、毛泽东、周佛海等等早期共产党人……总之,上海是这些革命党流亡和举事的乐园。至于来上海办学,公开宣扬新学问、新思想的大人物,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当然是出掌上海公学的胡适之。

可是历来描述鲁迅居住过的那个上海,都将上海的生态几乎全部肃清、抹杀,只剩个鲁迅,加上几位左翼青年和地下党在那里偷偷见面。为了衬托这些革命人,作为反派,偌大的上海似乎也只剩下一群军警、特务和检察机关,一天到晚忙着搜捕、暗杀、查禁,整个大上海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过是这些正派反派的舞台,没有其他人、其他事。其实,鲁迅本人和左翼朋友们,才是当年上海真正的反派。今天的新上海,没有反派人物了,治理得非常好,除了前年被双规的一大群贪官污吏,新上海住满了密密麻麻的顺民和良民。所以我愿意想象在鲁迅迁来上海之后,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他一起住在这座大都市的,是些什么人——

除了老百姓,当年上海真正的主流人群是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买办,是高等华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各路生意人,此外,住着掌控部分上海社会的大流氓如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人,鲁迅的文章几乎不提到他们。另一份长长的名单,是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这里只能扼要谈几位代表人物。譬如出版界的王云五和邹韬奋,报界的史量才,戏剧界的梅兰芳,电影界的郑正秋,演员那是太多了,鲁迅迁来上海前后,正是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出道之时,譬如著名花旦阮玲玉和胡蝶,著名小生赵丹和金焰,著名青衣上官云珠和秦怡……美术界的人物,我可以多说几位,譬如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在上海码头上船出去留洋,林风眠和颜文从国外回来时,也是在上海码头接受同行的致敬,然后分别去杭州苏州开办艺术学院。活跃在上海本地的艺术家,有去日本留学的陈抱一、关良和关紫兰,有第一代都市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有日后去了延安,建国后设计国徽的张仃……可是这些人鲁迅或者不知道、不认识,或者不感兴趣、不以为然,文章里也几乎不写到这些人,只是略微讽刺过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而阮玲玉自杀后,他却认真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人言可畏”》,说的既不是电影,也不是阮玲玉,而是媒体和舆论的问题。

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史,可以说,就是上海文艺史。上海文艺史,从时间上对照,几乎密集发生在鲁迅来到上海的那十年。那十年,海派文学起来了,一长串名单,以前不提,这几年总算提起了,譬如实验小说作者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等等,加上更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再加上后来左翼的那帮人,这才构成上海文学三十年代的全景观。在这全景观的深处,我有兴趣的是,当鲁迅在虹口往来于大陆新村和内山书店时,年纪青青的傅雷先生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年纪更青的张爱玲正在圣玛丽亚女中读书。那时鲁迅哪里晓得有个才气横溢的小姑娘住在沪西呢?按年份算,当时十几岁的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处女作,领到第一笔小稿费,当她拿着稿费立刻上街去买口红时,鲁迅很可能正在虹口区的马路上,和西装笔挺的四条汉子闹别扭,或者,正在家里请萧红萧军吃夜饭。

这样想象着,鲁迅的那个上海这才活起来,假如我们再来发动想象力,应该记得穷凶极恶的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住在哪条小弄堂,还是文艺小瘪三,轮不到周扬夏衍的资格,去和鲁迅打交道。

时间不够了,我应该快点结束这篇讲话。总之——

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前面说到的文艺界名流或者小瘪三,不论是左翼右翼,不论是中间派逍遥派,不论文艺的主张或主义,不论是喜欢鲁迅还是不喜欢,大家全都在乎鲁迅的大名,要么敬佩他、追随他,认他为精神领袖,要么拉拢他、利用他,换取党派的利益,要么攻击他、撩拨他,引他注意,自抬身价,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走自己的路……可是在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那十年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见朋友、逛书店、看电影,有时参加集会、经常躲避追捕,再就是躺在那里生病……总之,鲁迅处于文化争议的旋涡之中,又置身于上海的主流生活之外,他在上海期间的全部作文,没对上海说过多少闲话,就是说了,也没几句好话,在私人信件中,他对上海的世相,语多讥讽,对文人的百态,心存鄙视,上海的文界,大致不入他的眼,以上海市井的粗话说,上海各路文人大致是“阿乌卵”,我们在他这些文字中,几乎看不到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化。

现在我要说,这就是鲁迅的大气,更是上海的大气。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于是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八十年前,鲁迅选择了上海,上海慷慨地窝藏鲁迅,在被鲁迅辛辣嘲笑的十年中,上海成全了鲁迅最后的岁月。八十年后,上海仍然记得鲁迅,但上海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而且是被迫忘记。去年,上海市政府宣传部有几位小官员很客气,请我到一座高楼顶上吃中饭,要我看看上海每年制作的对外宣传片,片长五分钟,我一看,几乎认不出这是上海,为什么呢,因为全是拍摄新建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全是在吹嘘每年的海港吞吐量多少,每年的产量和产值又是多少,没有半秒钟出现上海的文化历史,没有一个镜头出现一位上海的历史人物。我就问,上海和上海的历史,最骄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现代史那么多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鲁迅,是其中一位,有这么一位鲁迅在,其他上海人物的正邪明暗,这才出得来,有许多正邪明暗的人物在,鲁迅也才出得来。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物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不是,是出于利用的目的,歪曲鲁迅,同时一并歪曲了大上海。一部关于上海的对外宣传片,无非是上海向世界来夸耀上海,很好,上海应该夸耀,将近六十年前,上海终于废除了所有租界,赶走了洋大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则要论建设与规模,要论富裕和繁华,要论所谓现代化,那是远远超过三十年代的上海。但什么才是今日上海真正值得夸耀、值得骄傲的呢?

今天的讲题,令飞兄的吩咐是“我心中的鲁迅”,是的,鲁迅在我心中,而我心中的鲁迅当年住在上海。令飞生长在北京,从您祖父的文字看,他比较地喜欢北京,而不是上海。我是上海人,多少总有上海情结,所以擅自把讲题改动了,叫作“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前一句,是说鲁迅,后一句,是指今天和未来的上海。上海是休想再请来鲁迅了,也休想恢复当年的文化生态。没关系。我只是说,未来的上海,除了高楼大厦,除了产量和产值,还有什么别的人事值得夸耀,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2007年12月22日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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