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信念
Believing in Nothing
通俗现代主义者中最早也最为激进的当属达希尔·哈米特，工人阶级出身的他刚开始为那些低俗杂志写作，49并很快进入了名气响当当的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社。哈米特在他最高产的那几年里，成功地调和了他所身处的文化中一些最深刻的矛盾：他曾是一个平克顿Allan Pinkerton：恶名昭著的私家侦探，他于1852年成立了以其名命名的美国首家私家侦探所。 ——编注侦探，看上去却像个贵族；他虽然只是一个低俗疑案小说（pulp mysteries）作家，却被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本人当做语言大师。他是继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之后最重要的流行侦探小说的革新者，但他还是广告推销员、好莱坞写手、福克纳的酒友、连环画的作者和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
哈米特早期的故事和小说发表在专登小说的廉价期刊上，在平装书和电视出现之前，这些杂志为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提供了情节剧式的幻想。历史学家李·塞弗（Lee Server）说，在低俗期刊的鼎盛时期——主要是在1920、1930年代——它们“对极少逻辑、可信度或‘好品味’标准的状况负有责任”［20］。它们穷尽既有的标准人物和类型（科幻、西部、间谍、南海冒险和现代浪漫故事）的可能性后，便会生产出新规则和奇异的混血物（hybrids，剑与魔法［swordandsorcery］、“奇怪的威胁”、黑帮分子、超级英雄和蒙面复仇者）。侦探故事是低俗消费品中最受欢迎的种类之一，并发展出了很多次类：“麻辣”侦探故事（“spicy” detective）、牛仔侦探故事（cowboy detective）、神秘侦探故事（occult detective），等等。与其他类型一样，它们那骇人的亮色封面表现的是半裸女人和保持着暴力造型的男人。
低俗小说作者的收入是如此微薄，以至于他们通常专攻于一种无意识写作（automatic writing）。相比之下，达希尔·哈米特是个辛勤的手艺人，并成为一个所获酬劳不菲的明星。他和同为《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作者的卡罗尔·约翰·戴利（Carroll John Daly）一道，于1923年左右“发明”了硬汉侦探，这显然是对那些由爱伦·坡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所开创的业余解谜侦探的反动。他早期的故事和小说为与《黑面具》的整体氛围保持一致，有着和“吉斯通警察电影”Keystone Cops Movie：1912年至1917年间，由吉斯通电影公司出品的一系列无声侦探电影。——译注一样的速度，死尸比伊丽莎白时期的悲剧还多。有时，主角的强硬被夸张到滑稽的程度：在《血腥的收获》（1929）中的某段，大陆奥普The Continental Op：达希尔·哈米特创造的无名硬汉侦探角色。——译注整晚与一个金发荡妇一起喝金酒，洗了个冷水澡，其后又和一个杀手打了几个回合，把他制伏后交给警察局；接着，他又洗了个冷水澡，和另外两个杀手搏斗，把一个打晕在地，把另一个打跑了；之后不久，尽管他的手腕已经被流弹擦破，并且也没有再洗冷水澡，他还是捕获了一个在逃罪犯，解决了让当地警察头疼了几年的谋杀疑案(murder mystery)。
50但是，哈米特仍然是个具有宏大文学抱负和严肃政治信仰的人。《血腥的收获》生动地描绘了狂野西部的堕落，故事的背景年代充斥着流血的劳动抗争、白宫丑闻和禁酒令时期风格（Prohibitionstyle）的强盗行为；它从不表露公开的倾向性，而是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对工会的打击和警察暴力，这个世界中充溢着流血和弱肉强食。这个标题是双关语，一方面指出了暴力的血腥，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共产国际的兴起。同样重要的是，小说的主角——那个肥胖的、年逾四十却依然出奇强硬的大陆奥普——和低俗杂志封面上超级男子气的形象非常不同，也与《黑面具》编辑约瑟夫·T. 肖“上尉”（Joseph T. “Cap” Shaw）为读者所设想出来的形象出入颇大。肖是个实干家，他和硬派小说的诞生有莫大干系；但是他那些编者按语听起来总是像一个罗斯福的门徒。他写道，《黑面具》理想的读者是“脑袋活跃的，拥有正直男人应有的冷硬；他憎恨不公、欺骗、不讲道义以及怯懦的花头；无论小事大事，他都代表着正直和公平……他既无洁癖也不假正经，他穿戴整洁，欣赏男人和女人的优点；他并不易于动情，而重视真实的情感……并总是通过接近正确的人来出人头地”［21］。相比之下，哈米特的大陆奥普只是一个匿名的工厂雇工（更像是个真实的低俗杂志读者或作者），而他所经历的暴力让他觉得“出奇简单”（blood simple）。在某一刻，他想他甚至可能在喝醉酒或嗑药时刺杀了一个女人。
整部小说充分体现了哈米特对当前文学潮流的深刻意识。从小说的第一句（“帕森威里［Personville］这个地方，我最初是在布特的‘大船’酒吧听一个叫希基·杜威的红发粗人讲起的，他把帕森威里说成波森威里”译文据邱仲潘，略有改动。——编注）开始，就可以清楚得知他要从方言土语中提炼出艺术形式。哈米特之后小说中的主角都以这种非正统的风格说话，他们为侦探小说带来了新的声音。这并不是杜宾C. Auguste Dupin：爱伦·坡虚构的业余侦探角色，首次亮相于公认的世界首部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1）中。——编注或福尔摩斯的理智之声，因为其用意并非把我们引向谜团的解开，而是暴露虚假或天真；它也不是由布朗神父Father Brown：侦探作家G. 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笔下的著名侦探，身材奇胖，身边常带着一把大雨伞，有着很锐利的直觉。——编注所代表的形而上或道德之声，因为哈米特对绝对价值总是持有怀疑态度，而他笔下的主人公都不怎么具有道德感。这更像是一种有关男性体验的声音，在一段心照不宣的沉默之后，向诱人的女人们或者说谎的骗子们说话。当《血腥的收获》中那个年老资本家告诉大陆奥普，他需要一个“男人”来“帮我清理帕森威里这个猪圈，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鼠给熏出去”时，奥普回答道：“干吗说得如此诗意？如果你有一些跟我的行当有关的事让我做，51还愿意出一个适当的价钱，我想我会接受的。”引号内译文据邱仲潘。——编注在《马耳他之鹰》中，当布里吉德·奥肖内西（Brigid OShaunnessy）告诉萨姆·斯佩德他不可能把她交给警察，因为他爱她时，他说：“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会有人知道么？……也许下个月我就不（爱你）了……然后我会想我被当猴耍了。”此种声音是不会被对道德甚至爱情的抽象吁求所蒙骗的，虽然它经常站在法律这一边，但它过于诚实，以至于无法以通常的理由存在于那里。正如内德·博蒙特Ned Beaumont：哈米特小说《玻璃钥匙》中类似于黑帮军师的人物，一个嗜好美女、酒精、香烟和赌博的政治投机者。——译注在《玻璃钥匙》（The Glass Key）中所说的：“我毫无信念可言。”［22］
有趣的是，哈米特不仅写侦探小说，还写韵文。在他写作侦探小说之前，他在门肯的《聪明组》（Smart Set）杂志中发表了一个故事和一篇散文，《聪明组》是美国最深奥精妙的“小杂志”little magazine：刊登试验性文艺作品的非商业性小杂志、同人刊物。——编注，它也刊载詹姆斯·乔伊斯和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尽管哈米特的政治观点一直是左倾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就是门肯所欣赏的那类作家：他把深刻的怀疑主义引入现实主义叙事中，并剥离了庞德等人所谓“华丽辞藻”（rhetoric）的文学语言，以反抗1890年代唯美主义混沌的“女性化”调子。哈米特与高度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把一个新的感悟力融入流行的冒险故事中去了，从“下面”攻击布尔乔亚文化，而不是从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