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正与险绝 行草到狂草
“以头濡墨”是以身体的律动带起墨的流动、泼洒、停顿、宣泄，
如雷霆爆炸之重，如江海清光之静。
张旭的“狂草”才可能不以“书法”为师，而是以公孙大娘的舞剑为师……
章草——隶书的快写风格
汉字基本功能在传达与沟通，实用在先，审美在后。
秦汉之间，正体的篆字太过繁复，实际从事书写的书吏为了记录的快速，破圆为方，把曲线的笔画断开，建立汉字横平竖直的方形结构。
隶书相对于篆字，是一种简化与快写。
到了汉代，隶书成为正体，官方刻石立碑、宣告政令，都用隶书。
但是直接负责书写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抄写员”，他们工作繁重，慢慢就锻炼出一种快写的速记法，这种隶书演变出来的快写字体，最初没有名称，通用久了，除了实用，也发展出审美的价值，变成一种风格，被书法家喜爱，取名叫“章草”。
“章草”名称的由来，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来自史游的《急就章》，有人认为来自汉代章奏文字，有人认为是因为汉章帝的喜爱，有人认为是来自“篇”“章”书写的“章”。
“章草”保留了隶书的“波磔”，但是速度快很多，明显是大量抄写发展出来的需要。“章草”并不容易辨认，对初学汉字的人有学习上的一定难度，因此，应该通用于某一特定的书写领域之间。
“章草”的字与字之间各自独立，并不相连，书写速度的加快只在单字范围之内，还没有发展出字与字连接的“行气”。
汉字书法在魏晋之间进入崭新的阶段。原来由书吏（抄写员）主导的汉字历史，介入了一批知识阶层的文人。汉字书写对这些文人而言，不再是“抄写”，而是加入了更多心情品格的表现，加入了更多实用之外的“审美”意义。
今草——文人审美的心绪流动
王羲之正是这个历史转换过程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把汉字从实用的功能里大量提升出“审美”的价值。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界定。
王羲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看“万岁通天帖”，常惊叹仅仅王氏一族在那一时代就出现了多少书法名家。王羲之真迹完全不在人间了，但是看到晚他一辈、并列“三希堂”之一王珣的“伯远帖”，还是被一代文人创造的书法之美照到眼睛一亮。
王羲之的“兰亭”、“何如”、“丧乱”，都以“行书”为主。“行书”像一种雍容自在的“散步”。行笔步履悠闲潇洒，不疾不徐，平和从容。
王羲之在雍容平和中偶尔会透露出伤痛、悲悒、沉郁，“丧乱帖”的“追惟酷甚”、“摧绝”线条转折都像利刃，讲到时代丧乱，祖坟被蹂躏，有切肤之痛。
“丧乱”里四次重复出现的“奈何”，变“行”为“草”，把实用的汉字转换成线条的律动，转换成心绪的节奏，转换成审美的符号。
“丧乱”到了最后，“临纸感哽，不知何言”，一路下来，使哽咽哭不出来的迷失痴狂如涕泪洴溅，不再是王羲之平时中正平和的理性思维了。
王羲之时代的草书，不同于汉代为了快写产生的“章草”，加入了大量文人审美的心绪流动，当时的草书有了新的名称——“今草”。
“今草”不只是强调速度的快写，“今草”把汉字线条的飞扬与顿挫变成书写者心情的飞扬与顿挫，把视觉转换成音乐与舞蹈的节奏姿态。
王羲之的“上虞帖”最后三行“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行气的连贯，心事的惆怅迷茫，使汉字远远离开了实用功能，颠覆了文字唯一的“辨认”任务，大步迈向“审美”领域。
以二王为主的魏晋文人的行草书风，是汉字艺术发展出独特美学的关键。有了这一时代审美方向的完成与确定，汉字艺术可以走向更大胆的美学表现，甚至可以颠覆掉文字原本“辨认”与“传达”的功能，使书法虽然借助于文字，却从文字解脱，达到与绘画、音乐、舞蹈、哲学同等的审美意义。
魏晋文人书风的“行”“草”，在陈、隋之间的智永身上做了总结。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他目前藏在日本的“真草千字文”，仿佛集结了二王书法美学，定下了一本典范性的教科书。
智永的教科书明显在初唐发生了作用。初唐的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都有从北碑入隋的工整严格。到了初唐，尤其是经过唐太宗不遗余力对王羲之的推崇，北朝书法的紧张结构中，融合了魏晋文人的含蓄、内敛、婉转。唐太宗，作为北朝政权的继承者，在大一统之后，对南朝书风的爱好，从文化史来看，可能不只是他个人的偏好，而是有敏感于开创新局的视野。
魏晋文人的“行”或“草”，大多还在平和中正的范围之内。“平正”的遵守，使笔锋与情感都不会走向太极端的“险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