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之变貌(4)

 

从教条到教养

春秋战国(前771—前221)时期,各国尚处于温饱未解决、竞争残酷的时代。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须不断努力,因此各个诸侯都十分重视富国强兵之道。而儒家并不重视此,这是其反体制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乱世被平定后,以孝为先、强调秩序的儒家,便成为符合体制需要的思想体系。汉武帝虽然将儒家国教化,但并不意味着摒弃了其他思想。武帝曾孙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被称为明君,他统治时采用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皇太子(此后的元帝)十分醉心于儒教,曾多次向其父谏言遵循儒之精神,治理国政。宣帝怒斥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王道指儒家仁道,霸道指其他治国之道,其中包括法家、兵家等重视技术的治国思想。皇太子对其父重用法家、严于刑罚极为不满。他再次进言要求多起用儒生时,宣帝道:“俗儒不达时宜。”将其斥退。意思是说,愚蠢的儒生还不能顺应时代,不能起用。看到儿子痴迷于儒教,宣帝不禁感叹:

乱我家者太子也。

意欲废掉太子。这在《汉书》中有载。然而太子之母皇后许氏是宣帝的糟糠之妻,被第二任皇后毒死,因此宣帝未将太子废掉。

痴迷于儒教的皇太子即位后,即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起用了众多儒生,施行儒教式统治,正如其父所担心的那样,汉王朝摇摇欲倾。元帝皇后王氏的外甥王莽最终篡夺了西汉政权。汉朝之所以被篡权,原因便是其未能建立强有力的政体。

元帝只采用王道进行统治的方式,最终导致失败。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吸取了元帝失败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导致的失败,症结并不在王道即儒教。儒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单纯的教条主义必将导致失败。

简单回顾一下元帝的儒教政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段失败的统治是典型的反面教材。首先,儒教提倡农本主义,主张取消让商人获利的货币经济,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经济状态下——实际上,这种主张根本无法施行。施行盐铁专卖制度以及国家做买卖的行为,与儒家的精神也是相悖的。在这些政策被取消后,国家财政危机爆发了。因此过了没几年,这些政策又开始重新施行。朝令夕改,国民疲惫不堪,民不聊生,这都是政治混乱所导致的灾难。

宫廷费用的削减,貌似是善政,然而其目的并非为节约经费,仅仅是为效仿古代圣王的宫廷制度。

汉时,宫中有九庙,但古礼记载“天子七庙”,于是元帝便决定裁减两庙。应该裁减哪两个庙,便成了元帝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日日夜夜只讨论此事,完全无暇顾及民生问题。

王莽夺取汉朝政权后,建立了“新”王朝。他重蹈元帝的覆辙,仍然采取了儒教的教条主义政治,最终新朝只存在了十六年便灭亡了。

元帝认为国家不应从事买卖交易,曾一度取缔了盐铁的专卖政策。王莽认为让商人获利是与儒之农本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强化了专卖政策,独占利益。

王莽重新采用了周朝的“井田法”,导致天下大乱。天下土地皆为“王田”,禁止买卖。在禁止土地私人占有后,地方豪绅便被“撵”到了反对王莽的阵营中。

原来赐予匈奴首领的印为“玺”,王莽将其改为“章”。玺乃王印,而章为诸侯之印,这意味着匈奴首领被降格为诸侯。并且王莽将匈奴的名字改为“降奴”,这无异于向匈奴挑衅,结果引起了叛乱。王莽认为重视序列才能体现儒教的精神,于是将官名、地名都改为与周朝一致,比如长安被改为“常安”。改称匈奴为“降奴”后,“新”王朝的外交变得困难重重,后来又改称匈奴为“恭奴”——反复无常,如同儿戏。

据《论语·子路》记载,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王让您去主持政治的话,您首先会做什么呢?”孔子答曰:

必也正名乎!

“正名”的意思是纠正名分,使名与实相一致。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意思是,是这样的吗?那您就太迂腐了,纠正名分有什么用呢?

卫国灵公死后,其孙出公即位。灵公太子(后来的庄公)因与其夫人不和,出逃。太子认为他如果再回国,会令他的儿子下场可怜,于是决定在国外活动。正所谓父子之争。对此,子路询问孔子,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对策,孔子答道“正名”,子路听后觉得索然无味。有诸多棘手的问题等着解决,而孔子却选择以正名为先。

孔子责怪子路,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应当先正名分。所谓的名分是指,谁是国君这一问题必须明确。而并非局长改称部长,副知事改称为知事。

王莽所为或许也是出于“正名”的考虑。然而改称“匈奴”为“降奴”,之后又改为“恭奴”——这决非“正名”。至于地名和官名的改称更是什么也算不上了。不过是“随意改动机构名称”罢了,除了增加麻烦,毫无意义。

儒教具有流于形式的弊病。王莽对“正名”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如果原本就意识到其本身具有流于形式性、教条性的弱点,那么在采用时就应当尽量避免。儒教的教条主义的愚昧在元帝和王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避开了教条主义,儒教开始向教养主义倾斜。虽然儒教具有国教性地位,但是排他性较弱,作为众多教养之一,即oneofthem,仅仅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譬如,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匡复汉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是一位学习儒教的君主,同时还研究谶纬等预言书之类。谶纬不属于儒教的范畴。据文献记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57—75年在位)是中国最初的佛教信徒。他对佛教理解到什么程度尚不明确,然而由“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可看出,他不仅是黄老之信徒,而且还是佛教信徒。

老庄一派也在佛教的影响下,组织成立了教团。其中“太平道”道教集团的叛乱拉开了三国动乱时代的大幕。同一时代,四川方面存在着名为“五斗米道”的道教集团,后来为曹操(155—220)所降伏。

儒教通过向道教和佛教学习,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道教同佛教间经常展开论战。镇压佛教的发端便是由道教方面挑起的。儒教却不曾参与论战。

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其中最后一宗,即后周世宗,是在955年施行“废佛”,严格来讲,并非“废佛”,只是规定僧尼在出家时要通过考试,对堕落的佛教进行了改革。而其他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446年)、北周武帝(574年)和唐武宗(845年)。北魏太武帝的发难是由道士寇谦之和道教信徒崔浩挑起,北周武帝发难的主角是道士卫元嵩和张宾。唐武帝废佛,即所谓“会昌废佛”,是由道士赵归真的调唆而引起。据说当时留学于唐的日本僧人圆仁(慈觉大师),也被强制还俗。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