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虽然稳稳地坐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但他的内心却忐忑不安。朱棣非常清楚，他面临着两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不利于他的社会舆论。朱棣起兵造反时打着“清君侧”的名义，但是当他攻占南京之后，自己却篡夺了皇位。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建文皇帝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而朱棣篡夺皇位则属于“大逆不道”，自然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当时，不仅一些知名人士公然对朱棣表示不敬，即使平民阶层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
《明史》记载了一位名叫刘璟的事迹。刘璟是朱元璋的挚友、明朝开国功臣刘基的儿子。他自幼与朱棣相识，且德才兼备、受人仰慕。朱棣登位时刘璟躲在家中装病不肯入朝拜见朱棣。当朱棣派人强行将刘璟押送到皇宫时，刘璟当众对朱棣说：“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对此朱棣龙颜大怒，当即把刘璟投入监狱。在狱中刘璟不仅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反而以自尽表示抗议。还有一位名叫储福的普通士卒，在朱棣继位后仰天哭嚎说：“吾虽一介贱卒，义不为叛逆之臣。”之后，日夜哭泣，绝食而死。1刘璟和储福并不是史书记载的个别人物，从史料中还可以查到许多有关文武官员或平民百姓公开对朱棣表示不满的事例。
中国有一句古训：得民心者，得天下。朱棣意识到，登上皇位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有效措施树立自己的政治威信，使其夺取皇位合法化。朱棣曾在一份下发全国的敕谕中说：“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并称自己登上皇位是“天命所集，人心所归”。然而，朱棣自知，要想使那些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文武官员和平民百姓完全信服自己登上皇位是上天的意志，就必须通过其他手段营造出一些“天命所集，人心所归”的现象，以此扭转民心。
中国自古有许多典籍记述说，德高望重的“真命天子”不仅能够得到四面八方外夷的尊重和朝贡，而且还能看到人间罕见的神物。2不仅如此，许多古代典籍还论述说，朝贡使者的国度离中国越远，说明“天子”的声望传得越广。为了营造出“万邦维怀”的繁荣景象，借助中国传统“天命观”改变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篡逆形象，朱棣登上皇位后即积极推行“遣使四出招徕”的外交政策。1402年7月登基之后，朱棣在短短四个月之内派遣使者分别访问朝鲜、日本、琉球和东南亚一带国家，通报自己继承皇位的消息并邀请各国派使者来中国朝贡。但是，仅有一些邻近国家派使者前来朝贡还不足以显示出“天子”的德高望重。为营建威望，朱棣派出了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走遍天涯海角，拜访所有可以抵达的国度。这支庞大的船队分成若干分队，每支分队抵达任何一个海外番邦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都是向当地的君王宣读朱棣的“敕谕”，同时代表朱棣分发赏赐，以此游说各国君主派使者去中国朝贡。为了扫清外国使节来华的路障，朱棣派遣的船队捣毁了几个经常掠夺商船、劫持来华使节的海盗巢穴。当远道而来的外国使节抵达首都之后，朱棣率领众臣隆重设宴款待来宾。
朱棣派往海外的船队在四处游说来华朝贡的同时，还采集各地的奇珍异宝和奇禽异兽。当这些“神物”运抵中国之后，朱棣立即组织各级官员和名流前来观赏，有时朱棣还特意公开地将一些奇珍异宝赏给大臣，以此显示自己的神威。从国外运到中国的奇禽异兽之中，最具有轰动效应的是长颈鹿。
麒麟是古代神话中的神兽，据说性情温和，不伤人畜，不践踏花草，故被称之为仁义之兽。古人视麒麟为祥瑞的象征，相传只在太平盛世或圣人出现时麒麟才会现身。古代民间传说中就有孔子母亲身怀孔子时曾有麒麟现身的故事。虽然传说中麒麟的形象与长颈鹿有一定的差距，但当外国使节牵着一只长颈鹿来华朝贡时，朱棣的幕僚们将此长颈鹿视为“麒麟”。当这位使者抵达京城，朱棣特意在京城大门主持欢迎仪式，让使节牵着“麒麟”从城门一路步入皇宫。京城的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闻讯为之轰动，“臣民聚观，欣庆倍万”。当时一些文人和画家纷纷以“麒麟”为题材，吟诗作画，赞颂“神物”现身。
除邀请外国使节来华朝贡外，朱棣还利用民间盛行的佛教信仰宣扬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此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以徐皇后的名义刊印《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在此佛经的序言中，徐皇后自称1389年初（即朱棣起兵造反之前）她在梦中遇见观世音菩萨，菩萨告诉徐氏“今将遇大难”并特向其传授《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菩萨还称徐氏“将为天下母”；此后，徐氏经常念诵此佛经，最终“平定祸难”，验证了“为天下母”的预言。
朱棣采取的一系列宣传措施非常奏效。当朝廷官员和平民百姓看到有这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使者抵达京城向朱棣朝贡，并且有这么多奇珍异宝和奇禽异兽现身中国，他们以为遇到了古书中记载的国势鼎盛、圣人再现的盛世。为朱棣歌功颂德之声逐渐地盖住了对朱棣的抱怨之语，人们开始相信，朱棣是一位“真命天子”，他取代建文皇帝是一种“天命所集”。然而，有效的宣传措施仅仅化解了朱棣的心病之一，他的内心还被另外一个问题所困扰。这一问题源自他深信不疑的宗教信仰。
朱棣的父亲朱元璋十七岁时剃度为僧，成为一名游士。自从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大力推崇佛教，他曾召集佛教法会并亲自撰写宣扬佛教的文章。在朱元璋的影响下，朱棣信奉佛教和道教，深信阴阳之术，他每次出兵作战之前，都会请身边的术士察看天象、进行占卜。
作为佛教信徒，朱棣深受佛教中因果报应理论的影响。他在一本佛经的序言中说：“天道福善祸淫，故佛示果报，使人为善，而不敢为恶。夫天堂、地狱皆由人为，不违于方寸之内，故为善者得升天堂，为恶者即堕地狱。”1朱棣的这种心态也体现在其心腹挚友的言行之中。皇家僧人姚广孝是明朝初年一名高僧，此人不仅通儒、道、佛诸家之学，而且在方术和兵法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在朱棣反叛建文皇帝的征战中，姚广孝参谋帷幄、筹划军事，为朱棣成功篡位立下了汗马之功。朱棣登位后委托姚广孝担任皇太子、皇太孙的辅导老师，姚广孝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即明宣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朝典故》记载，姚广孝帮助朱棣夺取政权之后经常“自悔以咎”，并且曾经说自己犯下的弥天大罪无可逃遁。
基于传统宗教理念，朱棣自知，他从建文帝手中篡夺皇位是有悖于父亲的意愿，属大逆不道。他非常担心篡夺皇位的罪恶会使他死后成为地狱之鬼，同时他也担忧因其不孝之举大明江山难以永保。出于自我安慰，朱棣相信，诚虔不懈地敬奉佛祖可以忏罪涤愆。他在另一本佛经的序言中写道：“其有至诚事佛不懈，依腔赞讽者，只依此编，顶礼念诵，俱感人天证果，佛祖鉴临，生则衣食丰足，寿年延永，罪业消释，死则不堕九幽，脱离诸苦。”
作为道教的追随者，朱棣深信天地合一的理论。为了感动上天、免除罪愆，朱棣采取了四项推崇道教和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第一，按照中国传统的星象理论耗资在北京修建宏伟的故宫，以使自己的栖居之地与天象相和谐；第二，敕命四十三代道教天师张宇初修编道教经典著作《道藏》；第三，指令皇家僧人姚广孝领衔编纂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第四，拨巨资委托著名道士张三丰在武当山上修建规模庞大的道观作为祈福禳灾的朝廷家庙。
在中国本土，朱棣极尽所能。然而，朱棣仍感到心神不安，他觉得仅在国内拜佛奉道似乎仍不能完全免除篡位的罪恶，他认为需要派人到世界各地祭拜各种神灵，通过各种宗教信仰向上天祈求福荫。朱棣的这一心理正是郑和下西洋的另外一个主要动因。
一些史料记载显示出，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时的官衔为“正使”，即代表大明国访问外邦的使节。除这一官衔之外，郑和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即“奉佛信官”，这一头衔的含义是拜佛信使。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奉佛信官”的称谓仅见于郑和以奉佛为目的刊印的佛经，而不见于官方记载。这一迹象说明，“奉佛信官”的身份是朱棣暗自授予郑和的，并不为常人所知。很明显，朱棣不想让百官大臣们知悉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在刊印的佛经序言中郑和写道：“凡奉命于四方，经涉海洋，常叨恩于三宝。”此句话的含义是：我奉命出海走遍四方，经常念诵佛经，感谢佛界三宝之恩德（佛界三宝为：佛宝、法宝和僧宝）。1此句话道出了郑和下西洋的另外一个真实目的：作为朱棣的私人宗教信使，拜奉佛祖和菩萨。
在中国封建社会，许多皇帝都曾委派私人信使代其祭拜名山大川和各路神仙，著名地理学家朱思本就曾作为元朝皇帝的宗教信使走遍全国，祭拜山川河流。按照传统习俗，皇帝对代其从事宗教活动的私人信使要求很高，这些宗教信使不仅必须具有与皇帝相同的宗教信仰、对皇帝忠心耿耿，而且他的面相也十分重要。相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东汉哲学家王充曾在《论衡》中说，人的命天注定，上天为人确定的命运能够反映在人的脸相之中。2因此，面相不善者无法担任皇帝的宗教信使。朱棣在选派郑和下西洋之前曾经请一位名叫袁忠彻的道士察看郑和的脸相，袁忠彻仔细观察郑和之后对朱棣说：“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
史料记载，在郑和下西洋的随行人员之中有和尚、道士以及算命先生，朱棣的心腹挚友、皇家僧人姚广孝也曾参与其中。4曾经随同郑和下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提及，郑和出海时船上携带许多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等用于宗教供奉的器物，并且在海外曾于寺庙中布施供品并镌刻石碑。1911年初，考古人员在锡兰出土了一块郑和于1411年刻立的石碑，该石碑的碑文分为三种不同文字，即汉文、古泰米尔文和古波斯文。汉文记载了对佛祖释迦牟尼的敬献，古泰米尔文记载了对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的敬献，而古波斯文则记载了对真主安拉的敬献。从这一历史文物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的身份不仅仅是“奉佛信官”，他受朱棣之命，奉拜人间其他宗教圣灵，以祈求上天的保佑。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也可以对郑和的这一宗教使命加以验证。此图标注出当时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信仰，这些注释表明，郑和曾经按照朱棣的命令派人对不同宗教做过一番调查。从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有关宗教的注释可以看出，15世纪初除佛教和道教之外伊斯兰教是世上另外一个影响力非常广泛的宗教。正因如此，郑和一行曾经将伊斯兰教圣地“天方”作为一个主要参拜之地。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收藏有一部写于1523年的《重修清净寺记》。该伊斯兰教文献记载：“永乐十一年（1414）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这一记载说明，郑和曾经特意到陕西清净寺挑选懂得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教信徒，协助其到天方完成拜奉伊斯兰圣灵的信使使命。《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书也记载了郑和船队曾经参拜伊斯兰教圣地天方的史实。
1418年对朱棣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岁月。在这一年郑和完成了朱棣的吩咐，他的船队航遍了全世界（正如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显示的那样）。为了感激佛祖的恩诏，朱棣下令铸造了一尊巨大的铜钟，即永乐大钟。此铜钟高6.75米，直径3.7米，重46.5吨，钟体的内侧和外壁分别铸有二十三万多字的佛教经文，以表圆满之意。在这些佛教经文之中最具特色的是《大明神咒回向文》，此文记载了十二个心愿，其中包括愿佛祖如来大发慈悲、愿中华与外邦共尊同一法度、愿化解所有灾难、愿大明江山永远统一等愿望。朱棣希望这一佛教意义上的“发愿”之作会促使郑和在海外所作的奉佛之事按照朱棣的意愿得出正果，从而确保他的灵魂在他死后不会被投入地狱并且大明王朝永远延续。
揭示出朱棣的内心世界和郑和下西洋的宗教使命之后，我们自然会理解，为什么朱棣会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每隔数年派郑和船队出洋下海，为什么郑和船队几乎每次下西洋都会走访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