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里来
后面我还会谈到伦理孤独，会从中国的儒家文化谈起。儒家文化是最不愿意谈孤独的，所谓五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都是在阐述一个生命生下来后，与周边生命的相对关系，我们称之为相对伦理，所以人不能谈孤独感。感到孤独的人，在儒家文化中，表示他是不完整的。如果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那么在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里，都不应该有孤独感。
可是，你是否也觉得，儒家定义的伦理是一种外在形式，是前述那种“你只能找一次，不对就不能再找”的那种东西，而不是你内心底层最深最荒凉的孤独感。
“我可以在父母面前感觉到非常孤独。”我想，这是一句触怒儒家思想的陈述，却是事实。在我青春期的岁月中，我感到最孤独的时刻，就是和父母对话时，因为他们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这并不牵涉我爱不爱父母，或父母爱不爱我的问题。
在十二岁以前，我听他们的语言，或是他们听我的语言，都没有问题。可是在发育之后，我会偷偷读一些书、听一些音乐、看一些电影，却不敢再跟他们说了。我好像忽然拥有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私密的，我在这里可以触碰到生命的本质，但在父母的世界里，我找不到这些东西。
曾经试着去打破禁忌，在母亲忙着准备晚餐时，绕在她旁边问：“我们从哪里来的？”那个年代的母亲当然不会正面回答问题，只会说：“捡来的。”多半得到的答案就是如此，如果再追问下去，母亲就会不耐烦地说：“胳肢窝里长出来的。”
其实，十三岁的我问的不是从身体何处来，而是“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犹记得当时日记上，充满了此类胡思乱想的句子。有一天，母亲忽然听懂了，她板着脸严肃地说：“不要胡思乱想。”
这是生命最早最早对于孤独感的询问。我感觉到这种孤独感，所以发问，却立刻被切断了。
因为在儒家文化里、在传统的亲子教养里，没有孤独感的立足之地。
我开始变得怪怪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母亲便会找机会来敲门：“喝杯热水。”或是：“我炖了鸡汤，出来喝。”她永远不会觉得孤独是重要的，反而觉得孤独很危险，因为她不知道我在房间里做什么。
对青春期的我而言，孤独是一种渴望，可以让我与自己对话，或是从读一本小说中摸索自己的人生。但大人却在房外臆测着：这个小孩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出来？
张爱玲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清晨五六点，你起来，如果不把房门打开，就表示你在家里做坏事。以前读张爱玲的小说，不容易了解，但她所成长的传统社会就是如此。跟我同样年龄的朋友，如果也是住在小镇或是村落里，应该会有串门子的记忆，大家串来串去的，从来没有像现在说的隐私，要拜访朋友前还要打个电话问：“我方不方便到你家？”以前的人不会这样问。我记得阿姨来找妈妈时，连地址也不带，从巷口就开始叫喊，一直叫到妈妈出去，把她们接进来。
儒家文化不谈隐私，不注重个人的私密性。许多传统小说，包括张爱玲的，都会提到新婚夫妻与父母同住，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他们连晚上做爱，都不敢发出声音。一个连私人空间都不允许的文化，当然也不存在孤独感。
因而我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
不允许孤独
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已经慢慢消失，我不以为然。时至今日，若是孤独感仍然不被大众所了解，若是个人隐私可以被公开在媒体上，任人指指点点，就表示儒家文化还是无远弗届。我在欧洲社会里，很少看到个人隐私的公开，表示欧洲人对于孤独、对于隐私的尊重，以及对于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划分已经非常清楚，同时，他们也要求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自己的孤独。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另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所以要把别人从孤独里拉出来，接受公共的检视；同时我们也害怕孤独，所以不断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独。
一九四九年，中国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七○年代我到欧洲读书时，认识了很多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他们在五○年代、六○年代时都在大陆。他们告诉我：在任何反右运动中，都不要做第一个发言和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就看发言得差不多了，大概知道群体的意思时才发言，也不能做最后一个，因为容易受批判。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没有人敢特立独行，大家都遵守着“中庸之道”，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后。儒家思想歌颂的是一种群体文化，我要特别申明的是，并不是认为歌颂群体的文化不好，事实上儒家思想是以农业为基础，一定和群体有关。所谓的群体是指大家要共同遵守一些规则，社群才能有其生存的条件，特别是在穷困的农业社会中。而特立独行是在破坏群体，就会受到群体的谴责。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代表着人性觉醒的过程。有时候我们称它是白话文运动，但我不认为是这么简单。它所探讨的是人性价值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对抗儒家文化、对抗群体。五四运动喊的两个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其中德先生democracy，源自希腊文，意指即使是代表极少数的一个个体，都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便是民主的基础。但在群体中，无暇顾及少数的个体，不要说一个，就是三分之一的人，还是不如其他的三分之二。
鲁迅是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的小说《离婚》或《在酒楼上》，都是讲一个孤独者面对群体压力时痛不欲生的包袱。《狂人日记》里快发疯的主角，他用了“礼教吃人”来指控，村落中从三个男人议论一个女人的贞节，变成一群男人议论一个女人的贞节，最后不通过任何法律的审判，就在祠堂里给她刀子、绳子和毒药，叫她自己了结。这就是群体的公权力远大于任何法律。
沈从文在一九二○年代也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小说，讲一个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对男女在路上走，握着手，稍微靠近了一点，就被村人指责是伤风败俗，抓去见县太爷。县太爷当下拍板说：“你们这对狗男女！”结果这是一对侗族的夫妻，不似汉族的压抑，他们恋爱时就会唱歌、跳舞、牵手。我们现在读沈从文的故事，会觉得很荒谬，竟然村人会劳师动众，拿着刀斧出来，准备要砍杀这对狗男女，最后才发现他们是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