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不但有嫡系与非嫡系的派系，还讲究实力，谁人多枪多，谁就是老大。
侯镜如贵为17兵团司令，可塘沽除了一个在塔山被打残了的独立95师和一些杂牌外，只有一个完整的87军，离开这个87军就玩不转了。军长段沄就经常不听招呼，干什么都要讨几分价钱。侯镜如气得没法：“我这个司令官简直不能干了！”
11兵团司令孙兰峰与侯镜如一样，手下也只有一个完整的105军。军长袁庆荣倒不像段沄那样趾高气扬，孙兰峰也主不了大事，实权都在袁庆荣手里。像那个使张家口决口的乱上加乱的突围计划，就是他一手拟定的，也就是告知孙兰峰一下而已。
袁庆荣本该正式召开会议，明确部署谁突围，谁佯动，谁守城，以小害换大利，以局部保全局。只是他也看透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了，谁还肯为别人卖命呀！
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嘴上不说，心里也想：你们装备好，又吃得好、穿得好，有仗就你们打呗。打败了才好呢，看你们再牛气！
同为地方军，实力与非实力派之间也是一样：你是主力，装备、补给什么都先紧你们来，打仗也就你们上呗。打赢了我们也跟着沾光，打败了也省得你们再牛皮烘烘！
谁曾见过共产党有这等事！
1947年4月，第三次临江保卫战前，辽东军区决定成立个前方临时指挥部，由3纵司令曾克林任总指挥，4纵副司令韩先楚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3纵和4纵10师，迎击来犯之敌。战前研究作战方案时，曾克林认为应该打击三路敌人中最弱的一路，韩先楚的意见正好相反。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两种意见同时上报，辽东军区批准了韩先楚的方案，并在复电中指示由韩先楚统一指挥3、4纵作战。
此战大捷。
下级突然变成上级，而且主要作战力量是3纵，却让一位外来户4纵副司令指挥，这不是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了吗？还有，韩先楚是从延安抗大来东北的，3纵、4纵是山东、冀东部队，他没带一兵一枪。这若是在国民党军队，不就等于一个光杆副司令吗？临时让你指挥一下，就算表面服从，那心里呢？可共产党万众一心，只有一个敌人。
四野南下后，由陈赓任兵团司令兼政委的二野4兵团，曾配属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作战。林彪入黄埔4期学习时，黄埔1期的陈赓，恰好是林彪所在的3团9连连长。接替刘亚楼任参谋长的肖克，资格没陈赓老，却也和林彪差不多。而与肖克差不多的人，在四野还有一些。可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谁听说谁不服从命令，不服气，乱来了？
衡宝战役中，林彪指示先到部队的师长、团长，可以指挥后到部队的军长、师长。
“八?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人，一路路人马，多则几万，少则几百，几乎囊括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所有编制、番号。一时间黑土地上南腔北调，色彩驳杂，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散乱无章。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八年抗战，来自各个根据地的部队，由于所处环境、敌情的不同，战斗作风和对敌斗争方式也就不尽相同。就像持家过日子，各有各的过法、习惯。有些地区还有些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有多少个根据地就有多少个山头。这种山头是自然形成的，是恶劣的抗战环境造成的。而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昭示的则是一些人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当时还有句话，叫“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就像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争天下，约定先进咸阳者为王似的。这就使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一些人那里大行其道。
几乎是共产党人史无前例的山头林立，孕育着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
许多当时为老根据地来的老部队的老人都说，那工夫，若是国民党有几个军猛冲过来，那就不大好办了。一些新部队枪呀炮呀的那么好，有的还有坦克、装甲车，那些能打仗的老部队，一个连只有几支枪站岗，那仗还怎么打？
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山头、派系是先天绝症，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林彪和东北局的领导都实话实说：我们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改造山头，消灭山头。
一道整编、合编命令，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的问题解决了。山头、本位思想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没影了，但那“主义”肯定是没了。
有战场上的胜利为证。
1月23日清晨，李文、石觉和13军、16军、94军和31军205师团以上军官，还有13军几十名携带轻机枪的士兵，在东单机场乘两架飞机，飞去南京。
窗外天气很好，机舱里那人那脸上、心里，却阴霾重重，沉闷得好像随时都可能爆炸。
曾为北平和平奔走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后同，曾说傅作义是“杀头将军”，而不是“投降将军”。其实，倘是抗战，李文、石觉、袁朴以及与他们同机的将士中的许多人，也会宁死不降的。
只是眼下这些抹泪将军，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等模样离开北平的吗？
郑需凡老人说，李文、石觉、袁朴他们要走，我们是知道的。东单机场跑道很短，打一炮他们就跑不了，上级不让打。当时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傅作义的夫人、孩子还在重庆，放李文他们走也算一种交换吧，为傅作义着想的。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和平解放北平的阻力，因为这些死硬分子一旦闹起事来，引起连锁反应，城里就乱了。而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国民党是庙也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迟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