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都市早报》继续登笑话：
两个记者又相遇了。他们在一起为自己的报社向老天爷祈祷。
《都市早报》的记者问老天爷：“本报发行量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一百万份？”
老天爷想了想，眨了两下眼睛，又转向《北方某报》的记者：“你想问什么？”
《北方某报》记者说：“我也想问，本报发行量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一百万份？”
老天爷愣了愣，开始不停地眨眼睛，最后，索性闭上了眼睛。
第四天，《北方时报》继续反击：
两个记者又相遇了。他们在一起为自己向老天爷祈祷。
《北方时报》的记者问老天爷：“我要奋斗几年，才能成为著名记者？”
老天爷想了想，亮出了五指，又转向《都市某报》的记者：“你想问什么？”
《都市某报》的记者说：“我也想问，我要奋斗几年，才能成为著名记者？”
老天爷愣了愣，摇身一变，变成了千手观音。
呵呵。如果你看到过这些小笑话，你在一笑而过的时候，是不是也闻到了一股火药的味道？
接下来我要谈谈“线人之战”。毫无疑问，这一轮“战役”争夺的对象是“线人”。
我说过，为了鼓励人们报告新闻线索的热情，报社会以“劳务费”的名义给“线人”们一些报酬。那个时候，多数报社执行的线索费起价标准是50元。但是，在“战争”状态下，“线人”获得了实惠——为了使他们只为自己的报纸效劳，两个报社先后把线索费起价标准提高到了100元。为了争夺“线人”资源，它们之间甚至出现了线索费竞价的现象。
有一次，在《都市早报》给一个向他们报告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的“线人”开出500元线索费之后，周自恒当即给另一个向本报报告一起重大火灾的“线人”开出了800元线索费。接着，一个报告一起在建大楼倒塌事件的“线人”从《都市早报》获得了1000元，而另一个报告一起地铁施工塌方事故的“线人”从本报获得了1500元……这样的竞价现象不难理解。我仍然可以用水果贩子打比方：在两个水果贩子的竞争中，讨好果农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在这场“战争”中，“促销之战”也许是最惨烈的。到了最后，棍棒也派上了用场。
如果在那段时间里，你是这两家报社中任何一家的订户，你就算得上是那场“促销之战”的亲历者。那场“战争”在你预订一年报纸的时候给你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它也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那一年年底，《都市早报》率先刊登报纸征订广告，宣布了他们的促销措施：“预订全年《都市早报》，将获赠一台价值79元的饮水机。”
本报立即对此做出反应，在征订广告中宣布：“预订全年《北方时报》，将获赠12桶纯净水，价值96元。”
在《都市早报》的零售商每人获得一件印着“都市早报”字样的夹克衫之后，本报发行部当即决定，送给那些零售商每人一件印着“北方时报”字样的羽绒服。
就在这样的“竞卖”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街头报摊被砸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向我们报告这些线索的“线人”们大都会在电话里这样描述：几辆摩托车突然停在一个报摊前，几个男人下车后立即抄起棍子就是一通乱砸，然后骑上摩托车扬长而去……
没有本报记者选择这样的新闻线索去采访，因为那些被砸的报摊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都市早报》的零售摊点。我并不认为这是巧合，虽然我没有最直接和最确凿的证据，但我确信那是本报发行员组织的恶意袭击。
我所知道的都是田磊告诉我的，他老婆是发行部的一名会计。他说，为了应对这场“发行之战”，扼制《都市早报》发行量的增长趋势，本报发行部组成了一支由24名发行员组成的“小分队”。在一场内部举行的誓师大会之后，他们兵分6路奔赴本市各区的大街小巷，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