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部的那个朋友刘珍告诉我，人力总监梁媛曾经对这次招聘提出过反对意见。梁媛认为，过多的员工已经使本报不堪重荷，就连技术部的复印机旁边都安排了专门的看管人员。所以，她正在考虑的是如何裁员，而不是继续招聘新的员工。
但周自恒坚持己见，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办报人才都被《都市早报》抢了去。
你应该还记得徐浩、陈敬等人辞职之后，周自恒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就算招一群傻瓜来干，报纸质量也不见得会下降。”但是，刘珍告诉我，这一次，为了说服梁媛，周自恒使用的道理是：“得人才者得天下。”
我相信，在报社里，周自恒想做的事情总是能做得到，因为那些用来解释他的行为正确性的道理就像是装在他的上衣口袋里，他想用哪一个，掏出来用就可以了。
我并不清楚《都市早报》后来是否如愿招到了那些胸怀新闻理想的人们。我只知道，在本报应聘成功的那15个人（10个记者、5个编辑）来到报社之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连办公桌都无法获得。我经常看到他们陪着笑脸，对那些比自己更早来到这里的编辑记者说：“借你的电脑写稿好不好？”
你知道，六年来因为各种裙带关系进入本报工作的人们已经足够多了，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放得下更多的办公桌，除非物业管理人员同意把走廊也改成办公区域。
“人才之战”在半个月之后结束了。又过了半个月，改版后的《都市早报》面世。
紧接着进行的是“质量之战”。这一轮“战役”中，双方比拼的是“报道质量”。
此时，已经很少看报纸也很少过问采编业务的周自恒突然重视起了每天的评报会。他要求每个部门都必须派出代表参加评报会，并且必须发表意见。看起来，周自恒打算重新营造日渐疲软的评报会气氛。在他亲自坐阵主持之下，评报会上频奏凯歌，每次都能开成“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有一次，周自恒在评报会上问文化新闻部主任李赫：“听说今天的《都市早报》有关于一个歌星吸毒的报道，还没来得及看，想先问问你，本报有没有？”
李赫说：“我们也有”。
周自恒继续问：“那我们的报道更好，还是他们的好？”
李赫沉吟了一下，周自恒不耐烦了，他说：“这样吧，你告诉周总，如果满分是5分，我们得几分，他们得几分？”
“我们得4分，他们得3分。”李赫说。
“我们赢了？说个道理来听听。”周自恒说。
“我们的记者在歌星住的地方周围扫荡了一圈，找了许多邻居问话，连开电梯的都没放过，拿回来的信息非常丰富。”李赫说。
“好样的。他们呢？”周自恒接着问。
“他们只采访到了歌星本人，信息量比我们少。”李赫说。
周自恒又转向经济新闻部主任乔欢：“你平常最喜欢看歌星影星的消息了，你觉得怎么样？”
乔欢似乎犹豫了一下，但她显然不愿意在评报会上得罪李赫，她说：“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我也觉得我们的报道比他们好。”
我知道乔欢犹豫的是什么，我对比过本报和《都市早报》关于那个歌星吸毒的报道，如果让我投票，我会把票投给《都市早报》。就像李赫所说的，本报记者的确过那个歌星的住处周围扫荡过，也的确向电梯工问过“你知道某某吸毒吗”这样的问题，但那个电梯工回答的只是“我不是很清楚”。连电梯工都问了，他们却没有去找——或许是没能找到——歌星本人提问。而《都市早报》单刀直入，他们找到了保释在外的歌星，歌星向他们讲述了他如何沾上毒品的过程，还说他很后悔，希望别人以他为戒勿沾毒品。
但周自恒没有再追问下去，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些。他对李赫说：“干得好！不要骄傲，继续努力。”然后，开始了下一个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