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崔哲似乎很后悔当初拒绝那些企业塞给他的“红包”。他说，收“红包”在记者这个圈子里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他一直没能学会那样干。他曾经以此为荣，但当他告诉一些同行自己从来没有收过“红包”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还发现，在采访同一件事情的一群记者中，如果只有他拒收“红包”，他就会被同行们孤立。
崔哲还说，在那个月里，他连续操作了几篇“揭丑”报道，最终都被“上面”以各种理由拦截而无法与读者见面，他事后才知道，“上面”在拦截那些报道的同时得到了一些好处，而他除了郁闷之外一无所获。
一通抱怨之后，有些微醺的崔哲开始总结陈辞。他说，他希望利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换取一些现实的利益，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他还说，与其用自己的努力给“上面”创造牟利的机会，不如自己直接牟利。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为此感到担心，我说：“你跟我说过，你痛恨腐败。”
崔哲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他对我说：“其实我并不痛恨腐败，我痛恨的是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我想，这世上的确有一种人，他们敌视某种人是因为他们希望成为那种人却没有机会。但我希望崔哲并不是这种人，所以我继续劝解他。
我说，就像他一样，我也喜欢钱，我也需要钱，我也有生活压力，但我不希望用冒险的方式来完成致富的愿望。对我来说，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安全是最重要的。
崔哲说，不，比别人过得更好才是重要的。他还说，胆小鬼永远不会获得成功的机会。
最终，我没能说服崔哲，崔哲也没能说服我。他后来选择了冒险，而我什么都没干。当我们共同采访过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发生了一场争吵，那场争吵最终使我们变成了两种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崔哲眼里的温暖渐渐消失了，并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变成了他原本讨厌的那种人。
当周自恒把一部分权力发给崔哲之后（他取代了李赫，成为社会新闻部主任），崔哲的变化更迅速了。他学会了在社会新闻部里培养自己的“圈子”，还学会了阿谀奉承和享受阿谀奉承——一方面从韩振东等人的阿谀奉承中获得满足，另一方面，他又用阿谀奉承去满足周自恒。
那一年周自恒过生日的时候，崔哲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在此之前，他找到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以5000元为代价，让对方帮他临摹一幅油画。在要求社会新闻部的编辑记者们为此凑钱的时候，崔哲说，这将是一份“神秘的生日礼物”。
周自恒生日当天，这份“神秘礼物”的面纱揭开了——在那幅米宽、米高的油画中，站在高处向群众挥手的原本是一个伟人，现在变成了周自恒。
我以为周自恒会拒绝接受这份生日礼物，但他接受了，并且把它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我相信，周自恒欣赏崔哲的“才华”，因为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了这种欣赏。
此后，崔哲与周自恒走得越来越近，却和我越来越远。
当我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在改变的时候，我也变了。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小心谨慎，我希望独善其身。我并没有计划成为一名接线员，但最终也没能躲过去。崔哲的这个安排使我失去的不仅仅是尊严，还有我当初的热情和理想，但我并没有因此拂袖而去。现实教育了我，使我学会了妥协，并且越来越消极。
我想，其实有一样东西是我和崔哲共有的，那就是怯懦。只不过我们掩盖自己怯懦的方式不同——我选择了沉默，崔哲选择的是表达，而不计较表达的是什么。
我还曾经这样想过，如果失去周自恒的信任，紧接着又失去权力，失去韩振东等人的阿谀奉承和唯命是从，崔哲最可依赖的会是什么？
我承认，崔哲过得的确比我要好一些，至少他的官职和收入都比我高。一年多之前，他一次性付款买下了一套房，搬出了和我共同租住的那套房子。随后，他和肖彤结婚了。不久前，他又开始办理银行贷款，买下了另一套更大的房子。而我仍然租住在不属于自己的一间小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