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国基本上一个平庸的男人，除了每晚在周红梅身上寻找一点快乐外，他没有什么别的人生追求，要他去混黑社会他不敢，让他去经商他不会，他顶多只是偷一点厂里的铁出来卖。那几年他的工资与周红梅的工资加起来日子过得基本上还是衣食无忧的，但是正是这种贪图安逸让他错过了许多次发财机会。
而高得富却不同，他的子女多，而且都能吃，要吃饱不容易，于是他也偷铁卖，将武昌汽修二厂的铁弄出来卖，刚开始只是随意性地带几块，后来就用自行车拖，他偷铁有优势，因为他是班组长，他还偷配了厂与车间的钥匙，所以偷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渐渐地他就不认为是偷了，以为就是自家的东西。这晚他居然用一个三轮车来装，而且他不告诉曾建国，以前他经常喊曾建国一起来干，但是这晚他可能考虑到如果喊曾建国来就得分一半给他，这样就不太划算，再说有一个三轮车来装用不着两个人，这也太把国有资产不当一回事了，结果他就出事了。
武昌汽修二厂的领导们觉得最近车间的铁件老是少，于是报了警，当时一个姓李的警察听了介绍后就认定了是内偷，于是他穿着便衣到现场转了一圈，还对厂领导说今天你再进些好铁回来，故意放在比较显现的地方，这个家伙今晚一定会来的。
这个姓李的警察晚上就在厂区内蹲点，果然晚上高得富推着三轮车来了，高得富心情不错，边哼着“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的歌，边将角钢、槽钢、铁锭什么的向车上搬，他甚至还算了一下这一趟足够自己两个月工资，明天就可以称几斤肉让全家人饱餐一顿了，而且马上老二高启要上学了，应该可以解决他的学费问题了吧。
结果谁都可以预见到，正当高得富准备离开时，厂区内突然灯光大作，刚才还空无一人的厂区突然从黑暗中冲出许多警察来，高得富同志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高得富被抓了现行，没得说的，当晚他在派出所过的，李姓警察亲自审讯他，高得富一五一十地交待了全部罪行，李姓警察说你还有同谋犯么？说出来算立功，可以减轻你的处罚。高得富当时就想到要把曾建国供出来，但是他还算够义气，没有说。
李姓警察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不说爱厂如家吗，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把厂的东西偷回家，那还有厂么？没有厂你的工资谁来发？没工资你靠什么吃饭，靠什么养活一家老小？高得富深受教育，痛哭淋漓承认自己错了，希望党和人民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否则自己的老婆小孩将没人养，并最终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看来李姓警察是被高得富的真诚所打动，陪着高得富来到了高得富的家，了解情况。害得那几天曾建国心神不宁，一付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真是没出息。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高得富归还所偷物品，免除刑事责任，但被厂里开除。据说这还是李姓警察帮了很大的忙，陈述了高得富家中的困难才得以免除刑事责任。尽管如此，高得富被开除了一家人的生活也成了问题，高得富在家睡了几天后只好从汉阳门码头坐轮渡来到了汉正街，他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多年后他也算发了财，常说得感谢李局长啊，要不是他，我可能今天什么也没有，一个下岗老工人而已。这句话他对曾建国说得最多，因为曾建国那时早下岗了，而他所说的李局长就是当年的李姓警察，退休时任武昌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1981年，高启还是上学了，是曾建国借钱给高得富交的学费，以对高得富没有供出他的坚贞表示感谢。1982年，我、王婷、肖水生都上了学，并于同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我和肖水生坐同一张桌子，王婷坐在我前面，我很高兴。在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李鸣，我有一次看到一辆警用摩托车送他到学校门口，于是我打听到了他就是那个李姓警察的儿子。我很羡慕他，警察的儿子多牛B啊！
我用许多糖果来拉拢他，终于见到成效，肖水生骂我是马屁精，于是我也给他吃，结果他也不再骂了，这说明给别人一点甜头是相当重要的生存法则，此后我经常用这招，基本上无往而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