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走，真能减轻贺玉的罪过吗？”
“当然！这说明他认罪的态度嘛！”
“那好吧！”
“这就对了。你搬家之前告诉我一声！”
他走了，而我却傻了一般呆呆地坐在床上，直到深夜……
我没地方可去。父母家太小，住不下我们娘儿俩。再说，北方有个规矩，女儿不能在娘家生孩子，说在娘家生孩子不吉利。我不知该去哪里生我的孩子……
后来，我经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搬走以后，这座早已废弃的体育馆一直闲着，根本没人去住。我跟老B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没有任何矛盾。他为什么要撵我搬走呢？仅是为了表现他积极的革命态度？还是隐藏着人性中更深层、更不便说出的东西？同为人父的他，看着我大冷的天挺着八个月的身子无处可去，他就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我无法猜测他的内心，但我知道，荒谬的时代是没有人性可言的。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前后，体委发生了另一幕悲剧，体委副主任民主人士吴志标先生被反省以后，一个没房住的造反派头头带着全家住进吴家，同吴主任的老伴共用一个厨房。不久，吴主任的老伴投水缸自溺身亡……
无奈，我只好挺着大肚子，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房子。可是，那时候的房子比现在还紧张。再说，谁愿意收留一个反革命家属来家生孩子呢？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都眼含泪水地叩问苍茫大地：天地间如此之大，为什么就没有我的落脚之地？为什么就没有我一个女人生孩子的地方？
然而，回答我的只有高音喇叭的喧嚣声，以及人世间的白眼和冷漠……
后来，母亲找到一位关系不错的尹婶，她家有一间装杂物的小屋闲着。尹婶一听我要生孩子，顿时一脸难色：“那小屋四面透风，从不住人，只是夏天儿子回来偶尔住几天。这死冷寒天的，在这冷屋子里坐月子不怕坐病啊？”
“唉，顾不了那么多了。体委那边撵雅文搬家，她没地方可去，眼看就要生了。你就可怜可怜她吧！”母亲含着泪水乞求尹婶。
就这样，这位善良的尹婶总算收留了我。
小屋不足六平方米，没有厨房，只有一铺窄窄的能睡一个人的小炕。父亲用泥把裂得像蜘蛛网似的土墙抹了抹，在炕沿下砌了一个炉子，用来取暖、做饭。这小屋就成了我的月房。
搬家前一天晚间，我到老B家去告诉他我要搬家了。他们夫妻俩正在吃晚饭，我清楚记得他们吃的是西红柿手擀面。妻子怀里抱着一岁左右的男孩儿睡着了。她将男孩儿小心翼翼地递给老B，让他放到炕里，嘱咐他轻点……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酸酸的，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人家的孩子夫妻两人捧着，而我的孩子却连个家都没有……
第二天，我挺着八个多月的大肚子，含着泪，最后看一眼我的新婚之家，父亲帮我推着装有行李和锅碗瓢盆的手推车上路了。
我的家没了。
从此，我带着女儿开始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
六十二
1968年11月30日是星期六。
这天下班后，我跟同事刘玉文去浴池洗澡。刘玉文是我在银行里最要好的朋友。她丈夫是发电厂一名车间主任，也被停职反省了。我俩成了同命相连无话不谈的知己。
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她一边帮我搓背，一边问我：“还有几天了？”
我说：“按预产期还有十天。”
“贺玉在哪呢？”
“我不知道……”
“唉……”刘玉文长叹一声，“眼看你就要生了，还不知贺玉在哪呢。”
此刻，澡水和泪水在我脸上“哗哗”地流着，分不清哪是洗澡水，哪是泪水……
我告诉刘玉文，昨天我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昨天下班前，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体委一名叫邓林的篮球教练因在国民党球队打过球，被逮捕了，问贺玉怎么样。我脑袋顿时“轰”的一声，急忙操起电话，可是体委只剩下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看门老头，其他人都按照“5·28命令”去农村集中搞大批判了。我认识邓林，我当运动员时他就是体委的篮球教练。我担心贺玉是不是也被逮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