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疯狂的苦恋。一个错误的选择。一位可怕的教练。一个拄着双拐的少女痛苦的青春之梦。而更大的不幸又将降临到一个十六岁少女头上……
四十
搬回佳木斯以后，父母先是租住别人家的一铺北炕，后来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住房——半间草坯结构的偏房。
这偏房本来是房主装杂物的，被父亲买下来重新抹一遍泥，在里面糊上一层废报纸，搭起一铺小炕，就成了我们的家。
小屋矮趴趴的，又窄又小，只有巴掌大的一扇北窗，无论冬夏都见不到阳光，屋里永远是黑咕隆咚的。炕上勉强能挤四个人，地上只能站一个人，炕短，晚间睡觉要在炕沿上接出一块木板。同学们来我家，都说我家像狗窝似的。后来我先生第一次来我家，竟然不敢进屋……
是的，我家房子可能是佳木斯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但对我来说却像天堂一样。这个家比原来的马架窝棚强多了。我再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怕遇到狼了，再也不用顶着大烟泡，手脚冻得直淌黄水，每天跑二三十里山路了。我就读的电机厂子弟小学，离我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
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靠干临时工来养家糊口。春天，父亲扛着一条板凳，板凳上安着一台绞馅机，走街串巷，高喊着：“绞大酱——绞大酱——”东北人爱吃自己下的大酱，下酱前要把烀好的黄豆绞碎。过了绞大酱的季节，父亲就用手推车给人家拉煤、拉锯末子、干瓦工，什么活都干，是城市里最底层的苦力。
放学的路上，每当看见父亲拉着一车煤，身子都快贴到地面了，脸和脖子上淌着黑糊糊的大汗，我就急忙跑过去帮他推一把……
一见到我，父亲总是气喘吁吁地问一句：“大学士放学了？”他总是叫我“大学士”，而不是叫我“大学生”。
父亲的脾气好多了，脸上有了笑容，而且还经常跟我开着玩笑：“老儿子过来，跟爸顶个脑门儿！”
我就乐颠颠地将脑袋伸过去，顶完脑门儿，父亲又说起苏东坡戏谑苏小妹的话：“你瞧你这大笨儿露，‘未到街前三五步，然而额头到街前’，不撞回去长大找对象，谁要你呀？”
“我才不找对象呢！”我笑着嗔怪父亲。我们这对底层的父女经常这样开着苦涩的玩笑。
晚上，父亲带着一身煤屑，脸上带着黑一道白一道的汗迹，进屋就头朝下往炕上一躺，喊我：“大学士，快把鞋给爸脱下来！老婆子，快去把车上的煤屑扫下来！”
我急忙把父亲的鞋脱下来，倒掉鞋壳儿里的煤屑，问他：“爸，鞋壳儿里这么多煤渣，你不嫌硌脚啊？”
“你看你这孩子，一点都不会过日子！赶紧把煤渣儿扫起来倒进煤槽子里！”父亲看我把煤屑倒到地上，立刻嗔怪我，转而又叹息一声，“嗨，硌脚有啥法子？等你这个大学士长大有出息那天，你爸就不用像驴一样干这种操蛋的活了！”
说这话时，父亲总是茫然地望着低矮的纸棚，深陷的眼睛里饱含着一种复杂的、很久以后我才读懂的内容——那里饱含着老一辈对小一辈的憧憬，也饱含着对自己这辈子的无奈与惆怅。
我则笑嘻嘻地回他一句：“等我长大有出息了，保证不让你去拉煤了！”
晚上，父亲把一天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有时是一两元，有时只是几角钱，有时一分钱都没挣到。母亲接过父亲带着体温和汗水的钱，精心地数一数，然后放进棚顶一只小木盒里。父亲总会对母亲叮嘱一句：“好好攒着，留着给我老儿子将来上大学，娶媳妇！”
我以为父亲是在开玩笑，后来才明白，父亲所以有了笑容有了憧憬，那都是因为我……
按理说，我本应该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可我却因为天真幼稚而陷入一场疯狂的苦恋，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生。
四十一
事情发生在搬回佳木斯的那年秋天……
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同学杨淑娟带我去运动场看她哥哥训练，她哥哥在体工队当长跑运动员。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运动员，不知道运动员是干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