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我急忙冲着那帮孩子大喊：“不许你们喊我二姐罗锅！我二姐不是罗锅，你们才是罗锅呢！”我最受不了别人嘲弄二姐，谁要喊她罗锅我就想跟谁拼命。
“罗锅！罗锅！气死你！气死你！”那帮孩子喊得更欢了。
我冲他们奔过去，一个男孩上来给我一拳，把我鼻子打出血了。二姐急忙把我拽进屋去，却遭到父亲的一顿臭骂：“败家的孩子，你越学越出息了，还学会打架了你！我看你是短揍了！”
二姐忙把我拽到哥嫂屋里，一边给我擦着鼻血，一边说：“管他们干啥？让他们喊去，二姐本来就是罗锅嘛。”
“不嘛！我不许他们喊，他们才是罗锅呢！”我哭喊道。
后来每当看到罗锅或残疾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可怜的二姐，心里总会生出许多怜悯。
此刻，我看到二姐闭着眼睛躺在枕头上，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
抖……
不一会儿，筷子又咯吱咯吱地画起圈来，我急忙又瞅二姐，只见二姐满脸是泪。我小声叫了一声“二姐……”二姐急忙用被子蒙住了脑袋。
我忍不住哭起来：“妈，别给二姐找婆家，二姐都哭了！我再也不跟那些孩子打架了。爸妈，我求你们了……”
一听我醒了，母亲急忙吹灭了蜡烛。
第二天，二姐哭着央求母亲，说她不想嫁人，别给她找婆家。
回想起来，那副锣筷主宰了我们家几十年，我家的许多大事小情，包括几个哥哥姐姐的婚事，都是由那副锣筷“说了算”。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对好多问题的认识都是蒙昧无知的，自己主宰不了自己，所以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想象中的神灵掌握。但我一直弄不明白，那副锣筷为什么会画圈，为什么会打杠子……后来，我把这一个情节写进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一书中。
那副神秘的锣筷又一次主宰了我和父母的命运——
1954年夏天，我极不情愿地跟随父母离开了佳木斯，来到伊春市南岔镇的小兴安岭山区。于是，我从辽宁开原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又来到了更原始、更蛮荒的小兴安岭山区，在那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父亲选择的落脚之地又是一个山沟，三面环山，周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出了山口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山沟里稀稀拉拉地住着几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家，据说都是有问题跑来“避风”的。
1999年春，我在伊春市文联主席葛维举先生的陪同下，第一次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四十多年的变化很大，从前的大草甸子消失了，变成了庄稼地；原始森林被砍光了，只剩下矮趴趴的灌木丛；原来的湍湍小溪变成了枯水河沟。但跟从前一样，山沟里只有十几幢破草房，而且仍然没有通电。
2000年夏天，葛维举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经过他的努力，这里终于通电了。
可想而知，五十年代会是什么样子！
我看到我家从前住的马架窝棚早已不复存在。奇怪的是，周围没有一棵梨树，唯独我家盖窝棚的地方长出两棵梨树。此刻正是梨花开放时节，风一吹，满树的梨花飘落我一身，我心中顿生许多感慨：真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昔日之如花少女，如今已是两鬓如梨花的老妇了。
当年，面对这片荒凉的蛮荒之地，我那坚强能干、从未被苦难压倒的母亲，第一天就趴在没人深的草丛里放声大哭。她说，这不是从屎窝挪尿窝吗？从大山沟搬进这原始森林，这得到哪年哪月才能有出头之日啊？
母亲哭，我也跟着哭。
我恨那个狐老太太，也埋怨父亲不该听狐老太太瞎画圈，害得我们跑到这个鬼地方来，连个住处都没有！
可是，母亲左右不了父亲，只能跟着父亲一把汗水一把泪地砍木头、和泥、用柳条拌着稀泥，在山根底下垒起一个栖息之地—— 一间不到七平方米的马架窝棚。
马架窝棚又矮又小，就像常见的看瓜窝棚似的，锅台连着炕，一上炕脑袋就会撞到棚顶，炕脚底下只有半尺高，在炕上站着连腰都直不起来，系裤带只能下地。窝棚里只有一扇巴掌大的北窗，夏天热得要命，满屋都是黑压压的苍蝇，一到晚间，蚊子、小咬、跳蚤全部出动了，咬得我浑身奇痒，挠得胳膊、腿都化脓感染了。冬天屋里冷得要命，满墙都是白亮亮的冰霜，水缸都冻裂了。没有井，就吃门前一条小溪里的水，夏天挑水，冬天就刨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