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得知，许多作家和编剧都因被侵权而付出了惨痛代价。一谈起侵权问题，好多作家和编剧都义愤填膺，心绪难平……
沈阳军区的专业编剧李英杰，因被侵权而郁闷成疾，至今瘫痪在床。跟何庆魁一起搞小品的廊坊市文联主席赵德平先生告诉我，他编剧的一部电视剧，因没时间修改，让制片方请人修改。可是播出时却发现，编剧署名署着别人，而他的编剧名字却跑到滚动的字幕上了，而且一直拿不到稿费。最后，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不得不用法律来为自己维权，虽然赢了官司，却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山西太原市电视台著名编导王喜凤女士对我讲，她创作了一部长篇电视剧剧本，已申报广电总局批准立项，并投入了大量前期资金。但某合作方以剧本不行为由，推荐一位编剧来修改剧本，王喜凤同意了，并向对方支付了稿费，双方签订了共同编剧的合同。可是，合作方用修改后的剧本开拍后，却不承认王喜凤是编剧。她四处奔走，向各级领导发出二十多封停止侵权的电报，却无济于事，气得她晕倒在北京的过街天桥上……后来，这起侵权案以法庭上调解告终，对方向王喜凤赔偿四十万元。她气愤地说：“两个一字不差的剧本，拿在我手里就一钱不值，而拿在另外人手里就非拍不可！这说明什么？是择人，还是择剧本？”她说：“我不怕用真实姓名，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证据确凿。我认为这是向邪恶作斗争，抛开个人受的伤害不说，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能团结一些正义人士，把反侵权的斗争做大，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位因屡遭侵权而患上严重心脏病的作家告诉我，他很想写一本揭露侵权的书……
看来，侵权已经不是什么个案，它已成为文艺界的一种公害了，许多作家和编剧都受过侵权的伤害。
三年前，我自费赴欧洲挖掘出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素材，把钱秀玲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因此受到中、比两国大使的高度赞扬，赞扬我促进了中比文化的交流，比利时首相接见我……
现在，面对一次次明目张胆的侵权，面对所欠的二十五万元稿费，面对一年多来几近崩溃的折磨，面对他人的诋毁，我的人格和尊严再也不允许我沉默了。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定向媒体开口，向法律求助！否则，我无法洗刷他人对我的诋毁，更无法保护我起码的权益。不仅是为我自己，也为那些屡遭侵权、屡受伤害的同行们！
2002年5月5日，我接受了《南方日报》两位记者的采访，他们撰写的《剧本改编者的权利有多大》的文章，以半版篇幅发表在《南方日报》上。
但我深知，一个编剧向强大的制片方宣战，等于是以卵击石，会撞得头破血流，甚至会粉身碎骨，即使打赢了官司也是输，输了就更是输了。
我先生更是坚决反对：“雅文，你千方不要把你的时间耗费在没完没了的法庭上！我搞了二十多年法律，比你更了解法律，也比你更了解中国的执法环境。你不要对法律抱有太大希望！法律是死的，法官却是活的。法官也是人，同样生活在充满诱惑的社会里，同样受着各种关系的制约……再说，咱们国家的知识产权法才实施几年，好多法条都处于完善阶段。另外，你同时要起诉三起官司，就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能受得了吗？我劝你还是咽下这份委屈吧。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难了……”
就连高级外交官余美和参赞都为我感到愤愤不平：“他们凭什么这样对待你？没有你张雅文，能有这部剧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人做事应该讲起码的良心！”后来，他向法庭出示证言，公开谴责他们的侵权行为。
其实，我一直也想委曲求全，也曾想让自己的灵魂继续委曲地跪下去，如果能跪来尊严和权利的话。可我却发现，委曲求来的不是“全”，而是被人一步步地蚕食掉所有的权利。电视剧播完了，侵权还在继续。我认为，一味地放纵他人的侵权行为，只能使中国文坛的侵权行为更加泛滥，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无法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