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根豪森将军曾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鲁思波丽女士转来的，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鲁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将军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人。
看到这些，我找到了这位纳粹将军的行为根基……
七
随后，我又采访了钱宪人、钱为强先生及米加夫妇等人。
去米加家那天，我和钱秀玲老人出门不久，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雪片大得惊人，转眼落满了一身。我怕老人滑倒紧紧地挽着她的胳膊，走一会儿，就让她趴在我肩头歇一会儿。我和老人站在马路边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哈哈大笑。那种亲切感就像去世多年的母亲趴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本来，钱为强先生与罗杰联系好了，准备带我去采访钱秀玲营救的第一人。可是这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也在抓钱秀玲的素材，希望我不要采访了。我很奇怪，这人怎么会知道我来采访？我说我已经采访好多天了，不可能放弃。在此之前，我还听说台湾也准备将老人的故事搬上银幕，正在筹备剧本……
听到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万里迢迢自费跑来采访，当然不希望撞车，更不希望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可是第二天，罗杰打来电话拒绝接受我的采访，钱秀玲老人亲自跟他说都不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毫无办法，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没有任何背景和能量的我，只能抱憾离去了。我本来还想去德国补充一些法根豪森将军的素材，与德国使馆都联系好了。但现在，我决定取消德国计划，立即回国，抓紧时间创作剧本，落实《盖》剧的拍摄单位。
这天晚间，去机场办理回程机票，我忘了带字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刚下过雨的马路上，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从我眼前匆匆走过，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无助，心里酸酸的，想哭。
看到一位比利时少女走过来，我急忙迎上前去，将两手往身后一背，做出飞机状，嘴里发出呜呜声……少女立刻心领神会，带我来到地铁站，帮我买好地铁票，又将我交给一个拎提包的女人，然后才微笑着向我摆手再见。人在逆境中，特容易受感动，望着她姗姗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在机场办完手续天色已晚，空旷的地铁站台里空无一人。恰好开来一辆地铁列车，看到车厢里坐着两个黑人，我急忙将车票举到车窗上，“问”他是否可以上这趟车。黑人冲我点点头。下车后，两个黑人带着我左转右转，转得我心里直发毛，终于转到另一个地铁站，他们这才冲我笑了笑转身回走。此刻，空荡荡的站台里只有一对年轻恋人在长椅上接吻，我顾不得失礼，举着车票“问”人家该乘哪趟地铁。两个年轻人立刻停止亲吻，告诉我到对面站台去乘车。到了对面，我又“问”一个中年男子乘“B1”线地铁该坐哪趟车。这时开来一辆55线地铁列车，中年人急忙拉我上车。在车上，他指着地铁线路图告诉我他在第三站下车，要我在第五站下车倒“B1”线地铁，并把我交给了一个黑人女子……
回到钱宪人先生家里，已是深夜，我躺在三层阁楼上，却久久难以入睡。在这举步维艰的异国他乡，却遇到这么多素昧平生的外国人，他们出于善良的天性，像接力似的，把我一次次地交接下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所有的人……
1999年11月25日，我怀着对钱家、对上海联谊会以及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的感激之情，结束了二十七天的采访。我不仅带回来几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大量的原始资料，还带回来许多珍贵的照片。
这个真实的故事所蕴涵的内容太深刻、太丰富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甚至要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更完美、更令人回肠荡气。对于一个视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可遇不可求的素材，绝不亚于淘金者发现了一座金矿。我决心以钱秀玲老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以最快、最广泛的宣传方式，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