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两年，写信和收信是我重要的精神寄托，我三天两头写信，收到一封，马上就要复一封。我跟许多人通信，雷红雷朵两姐妹，吕觉悟，姚红果，郑放歌，叔叔、大姐，还有插队后认识的别的公社的有为青年，一个叫宋喻，一个叫乔苇，还有一个叫陈栋梁，也都是大而空，理想，青春的价值，国内形势，读过的书，交到的朋友，豪言壮语，鼓励，打气，互相吹捧。
我每天都要到生产队的晒谷场看信件，同时看报纸。每个生产队都订有两份报，本省省报和《人民日报》，每天上午九点多钟，公社的邮递员来了，他从大路经过，到了我们队的晒谷场，他就一抓车闸，单脚一踮地，探身取出报纸，朝晒谷场的房子叫道：水冲的，报纸！不等有人出来，他把报纸往地坪一放，吱呀一下就往前骑了。
我的信就夹在报纸里，它们躺在晒谷坪的坪沿上。
要等老用来拿。
老用是队里的会计，又黑又老又瘦，无儿无女没老婆，他戴一副眼镜，据说是水冲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就住在晒谷坪，白天晒谷，晚上守仓库。他的屋子靠近路边一侧，和这排仓库的每一间屋子一样，没有窗，很黑。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翻谷用的木耙和收谷用的木板闸，靠门还有一张竹躺椅。这种躺椅在南流镇每户都有，用竹条绑成，夏天坐着，很凉爽。但在水冲我没看见哪家有。
老用动作缓慢，他慢吞吞地从竹躺椅上起身，慢慢地穿好鞋，慢慢地走出屋子，慢慢地弯下腰拿报纸。报纸他是喜欢的，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有时候也有第八版，他每版都要仔细看，除了晒谷，他就看报纸，但他不议论时事，不说话，什么话都不说，天晴，他就晒谷，看天。天阴了，快下雨了，他就赶紧把谷子拢到一处。
老用刚把报纸和信拿到屋子里我就进来了，我远远看到了邮递员，我要拿我的信件和杂志。一进屋我首先看桌子，仿佛那是一个聚宝盆，它真的就是一个聚宝盆呢，那上面躺着我的信，在黑屋子里，信封闪着微光，白信封闪的是白光，牛皮纸信封闪的是棕色的光，如果在信之外，有我订的杂志《朝霞》，那就相当于黑屋子里冷不丁出来一轮明月。
有时候一封信都没有，或者碰上下雨，邮递员不来，我就会觉得这屋子特别黑，我极度失望，却又不甘，我问老用：今天没有报纸么？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会没有呢？他说下雨邮递员就不来了。如果一封信都没有，好歹有报纸，也会得到安慰，我会举着《人民日报》，站在门口的亮光中仔细看那上面的文教版，文化、科技、教育，这就是我的知识源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来源。
有时候下雨邮递员也来，那是他动身的时候雨很小，或者雨还没下起来，所以即使下雨，有时候报纸和信件也能到达。这使我总是怀着侥幸心理。下着大雨我也会到晒谷场去，我戴着笠帽，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我一边走在泥路上一边想，也许下雨之前报纸就到了。脚下又湿又滑，我几乎是小跑着赶到晒谷场，十有八九，报纸没来，因为雨越下越大了。我站在老用的屋子里，觉得屋子、天色和雨，全都黯淡无光，好像因为报纸和信件没来，整个世界就抛弃我了，而亲人和朋友，也将永失音讯，永不能再见。我背对着老用，望着漫天的大雨，我觉得眼泪就要流下来了。
到六感学校后，信件的事不会使我那么神经脆弱了，它变了一副面孔。我也每天等信，但等不到也能泰然。这时候我的信越来越多了，我结识了更多可以通信的朋友，其中包括韩北方，他一个人就顶十个，这不是夸张的修辞，是真的，给吕觉悟雷红的信，寄去要一个星期，她们当晚回复，要等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有人到公社才捎到邮局，再走邮路，也要一周才能到我手上。不像韩北方，他不需要收到我的信就可以写，两三天就写上一封，再加上我有时给县文播站、省报寄一点通讯报道，可以经常收到上面寄来的学习资料，这比报纸上的文章长，也更好看，它们总是装在一只大牛皮信封里，下款是气派的单位名称。这使我凭空生出良好的感觉，我不再伤感绝望了，我感到自己走在一条明亮的路上，这路铺在空中，是由无数信件铺成的，信越多，路越结实，它是通向县城南流的，也通向N城，那个我从未去过的省会城市，我没去过不要紧，那里站着韩北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