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 七(1)

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刘国标才赶回,他到县二招接我,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新的,锃亮,很有些牛气。

刘国标开车七拐八拐,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上去很偏。这是什么地方呢?车在上坡,路很小,没有任何标识。但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问:是不是旧县委会?

是的呢。这个旧县委会,是我童年时代最感辽阔的地方,它有半个南流镇那么大,里面有县幼儿园,有好几片很大的树林,树林深处有几棵特别粗特别高大的杨梅树,有无数幢小楼,白色的房子,像蘑菇一样,还有好些大楼,有大厅,县文艺队也曾在这里排练。姚红果姚红旗她们,曾经住在其中的一幢小楼里。还有白小玲,高二的时候转学到我们班的女生,她爸爸是县武装部部长,也住这里,我们去过她家,我在她父亲的书架上翻到一本《红楼梦人物论》,翻到其中的一篇,是《晴雯论》,心里震惊,大开眼界。

但这些,只是县委会带给我的过眼云烟的事物,偶尔想到,很快就会忘记。县委会,对我来说它不是县委会,无论它有多么辽阔,它始终就是一座幼儿园,以及树林深处那些高大的杨梅树。

一座幼儿园,粉红橘黄的墙壁,秋千、滑梯、风琴声,疯跑、尖叫,它如同一座天堂,升起在县委会那片浓密的树林之上。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是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而我们的老师,林园长、郑老师、潘阿姨,她们就站在旁边,她们笑眯眯的,仿佛全世界都是蜜糖。幼儿园就是蜜糖做的,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都是蜜糖做的,一个一个的小人儿,多少年想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吕觉悟剃着光头,张冬妮爱笑,我爱哭,赵菊花周末经常留校。风琴声响起,风琴说:请坐好,我们大声唱答:坐好了。这是崭新的事物,激动人心,意味着科学、文明、新的秩序。在南流镇,一排小小的椅子上坐着小小的我们,我们学会了刷牙洗脸做早操,小小的漱口杯排成一排放在脸盆架上。画画唱歌搭积木,午睡,游戏,每天晚饭后吃水果,排着队去上厕所,排着队,让保育员摸额头,排着队到田野散步,手拉着手,有春游和秋游。讲卫生、守纪律、懂礼貌,这是我们一生中受到的最正规的教育。

那个潘阿姨呢?管我们洗澡的,大家光着身子站在屋子里,她一个个拖到她跟前,想起她我身上马上就感到滑溜溜的。她最漂亮,但最凶。庞婶婶是洗衣服的,她胖胖的身影在晾衣场一闪一闪,床单如同连绵的波浪,散发出肥皂和太阳洁净的芬芳。会计室里有一个伯伯,他笑眯眯的,家长每个月都要到他那里交钱。

我们排练的节目可真是别出心裁啊,吕觉悟扮演坦克兵,她的坦克是小圆桌子的桌面做成的,画上履带和轮子,炮筒也是硬纸板。张冬妮当炊事员,她把锅勺敲得叮当响。我和赵菊花都是侦察兵,我们假装摸黑上路,踮着脚,左手在空气中抹一把,右手也在空气中抹一把,从这头到那头,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作。然后,正式的演出就开始了,我们涂上了红脸蛋,像一队苹果被带到了灯光球场,那里灯火明亮,有两排一百瓦的大灯泡,无比辉煌,半个南流镇都被照亮了呢!灯光之下,有我们的家长。

明亮的天堂就像烟花,顷刻间消散,一九六六年迎面来到,它像一个穿着斗篷的巨人,从南流镇闪身而过,很快,张冬妮、赵菊花都不见了,她们去哪里了呢?只剩下了吕觉悟。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和吕觉悟常常念叨这两个名字,好像她们是两种难得见到的糖果,我们把她们藏在秘密的地方,有空时偷偷舔上一舔,以便记起早已忘却的甜味。

张冬妮消失得无影无踪,赵菊花升到小学,跟我们同一个班,但她只呆了两个月就转学走了,去的是一个叫做遵义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学会写信,赵菊花哭着对我们说,一定要写信啊!我们互相发誓,一定写信,保持联系,将来长大了,我们到遵义看她,她回南流镇看我们。一九八三年,我只身漫游大西南,火车路过遵义,广播刚一报出站名,赵菊花这个名字立即应声而起,她大概在遵义等了二十多年吧,她一定记得有一个李飘扬,一个吕觉悟,在七岁那年,三个人挥泪告别。但她在遵义的哪个角落呢?我必须超越自己的能力才能找到她。我必须,化身为一名女巫,行走在遵义城的上空,手持一枚有透视功能的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搜索,这时候,赵菊花就会被我找到。她跟我一样大,都二十四岁了,说不定还结了婚,有了一个小赵菊花。火车离开遵义,头也不回,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永远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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