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刘国标才赶回，他到县二招接我，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新的，锃亮，很有些牛气。
刘国标开车七拐八拐，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上去很偏。这是什么地方呢？车在上坡，路很小，没有任何标识。但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问：是不是旧县委会？
是的呢。这个旧县委会，是我童年时代最感辽阔的地方，它有半个南流镇那么大，里面有县幼儿园，有好几片很大的树林，树林深处有几棵特别粗特别高大的杨梅树，有无数幢小楼，白色的房子，像蘑菇一样，还有好些大楼，有大厅，县文艺队也曾在这里排练。姚红果姚红旗她们，曾经住在其中的一幢小楼里。还有白小玲，高二的时候转学到我们班的女生，她爸爸是县武装部部长，也住这里，我们去过她家，我在她父亲的书架上翻到一本《红楼梦人物论》，翻到其中的一篇，是《晴雯论》，心里震惊，大开眼界。
但这些，只是县委会带给我的过眼云烟的事物，偶尔想到，很快就会忘记。县委会，对我来说它不是县委会，无论它有多么辽阔，它始终就是一座幼儿园，以及树林深处那些高大的杨梅树。
一座幼儿园，粉红橘黄的墙壁，秋千、滑梯、风琴声，疯跑、尖叫，它如同一座天堂，升起在县委会那片浓密的树林之上。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是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而我们的老师，林园长、郑老师、潘阿姨，她们就站在旁边，她们笑眯眯的，仿佛全世界都是蜜糖。幼儿园就是蜜糖做的，吕觉悟、张冬妮、赵菊花都是蜜糖做的，一个一个的小人儿，多少年想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吕觉悟剃着光头，张冬妮爱笑，我爱哭，赵菊花周末经常留校。风琴声响起，风琴说：请坐好，我们大声唱答：坐好了。这是崭新的事物，激动人心，意味着科学、文明、新的秩序。在南流镇，一排小小的椅子上坐着小小的我们，我们学会了刷牙洗脸做早操，小小的漱口杯排成一排放在脸盆架上。画画唱歌搭积木，午睡，游戏，每天晚饭后吃水果，排着队去上厕所，排着队，让保育员摸额头，排着队到田野散步，手拉着手，有春游和秋游。讲卫生、守纪律、懂礼貌，这是我们一生中受到的最正规的教育。
那个潘阿姨呢？管我们洗澡的，大家光着身子站在屋子里，她一个个拖到她跟前，想起她我身上马上就感到滑溜溜的。她最漂亮，但最凶。庞婶婶是洗衣服的，她胖胖的身影在晾衣场一闪一闪，床单如同连绵的波浪，散发出肥皂和太阳洁净的芬芳。会计室里有一个伯伯，他笑眯眯的，家长每个月都要到他那里交钱。
我们排练的节目可真是别出心裁啊，吕觉悟扮演坦克兵，她的坦克是小圆桌子的桌面做成的，画上履带和轮子，炮筒也是硬纸板。张冬妮当炊事员，她把锅勺敲得叮当响。我和赵菊花都是侦察兵，我们假装摸黑上路，踮着脚，左手在空气中抹一把，右手也在空气中抹一把，从这头到那头，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作。然后，正式的演出就开始了，我们涂上了红脸蛋，像一队苹果被带到了灯光球场，那里灯火明亮，有两排一百瓦的大灯泡，无比辉煌，半个南流镇都被照亮了呢！灯光之下，有我们的家长。
明亮的天堂就像烟花，顷刻间消散，一九六六年迎面来到，它像一个穿着斗篷的巨人，从南流镇闪身而过，很快，张冬妮、赵菊花都不见了，她们去哪里了呢？只剩下了吕觉悟。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和吕觉悟常常念叨这两个名字，好像她们是两种难得见到的糖果，我们把她们藏在秘密的地方，有空时偷偷舔上一舔，以便记起早已忘却的甜味。
张冬妮消失得无影无踪，赵菊花升到小学，跟我们同一个班，但她只呆了两个月就转学走了，去的是一个叫做遵义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学会写信，赵菊花哭着对我们说，一定要写信啊！我们互相发誓，一定写信，保持联系，将来长大了，我们到遵义看她，她回南流镇看我们。一九八三年，我只身漫游大西南，火车路过遵义，广播刚一报出站名，赵菊花这个名字立即应声而起，她大概在遵义等了二十多年吧，她一定记得有一个李飘扬，一个吕觉悟，在七岁那年，三个人挥泪告别。但她在遵义的哪个角落呢？我必须超越自己的能力才能找到她。我必须，化身为一名女巫，行走在遵义城的上空，手持一枚有透视功能的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搜索，这时候，赵菊花就会被我找到。她跟我一样大，都二十四岁了，说不定还结了婚，有了一个小赵菊花。火车离开遵义，头也不回，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永远也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