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南流已经不再是一个小镇子，旧的街道已经荡平，城区无限制地扩展，南流成了全地区最大的县级市。我住在县二招，心情沉郁。
一开始谁都找不到，姚红果在N城，她说到南流找刘国标就行了，刘却在广州。张英敏和吴一梅都在玉林，黄文惠的电话始终没人接。
高中毕业三十年了，离上一次见面也已过了七年，大家各自活着，活着活着，过去的人就慢慢不见了，过去的事也都没了影踪，经过的和没经过的，也都不知道了，高兴的和不高兴的，恨的和爱的，也都过去了。而人就都老了。就像刘国标说的，我们都四十七岁了呢。
连续几天，我吃完早餐就独自上街闲逛，我到县二招对面，旧电影院旁边吃米粉，旧电影院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书“综合治理办公室”。米粉是现蒸的，有很好的咸卷，软嫩滑，是南流给我的安慰。
我从公园路到东门口，到沙街，沙街已经被拆得只剩一小段，它不再是街道了，也不再叫沙街。我从西河桥绕到老的龙桥街，龙桥街又细又长，有我的小学。是星期天，没有多少人，旧舞台已经没有了，我上过课的教室也已拆掉，上一次，一九九八年，它们都还在。然后我往回走，到了防疫站旧址，我三到七岁就住在这里，四十年过去，它还在，是防疫站的房产，防疫站没有钱拆了盖新房，所以它还停在这里。每次回南流我都来看它，它一年比一年旧，积满了灰尘，正如一个老人，风烛残年。房子里住着人，是防疫站的职工，我对他们说，我一九六五年以前住在这里。他们说，喔啊，四十年了呢。我走到天井，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旧水池，有人正在洗菜洗衣服，水龙头哗哗流着水，四十年前它就是这样流着水，在木盆里溅着水花，落在我小时候那件白底蓝点的衣服上。左边的一个天井也还在，那上面有一排房子，是化验室，那里面有一台显微镜，张英敏的妈妈整天对着显微镜看细菌。右边是办公室，没有住人，堆着旧桌椅，四十年前的一只白色的山羊躺在那上头，它被绑着四肢，大人抽它的血，一管又一管。我在宿舍那边听见羊的嘶叫声，由高到低，渐渐微弱，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去看。英树带着英敏去看了，英敏看到一个情况就跑过来告诉我，山羊哭了，山羊拉出了羊屎豆，山羊的嘴里出了很多白沫，山羊不会动了，山羊没气了。晚上食堂吃炖羊肉，香味弥漫了整个防疫站，每人都端了一盅羊肉汤，喜气洋洋。汤面上漂着几节甘蔗，用来去膻味。这是我童年时代惊心动魄的事件。
我沿着走廊走过我母亲的宿舍，我朝里张望，黑洞洞的，没有窗，母亲出差，我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在食堂开半份菜，五分钱，屋檐下挂着腊肉，有我家的一挂，我让师傅割几片，放在我的饭盅里一起蒸。我嘴里含着腊肉的余香，走过当年的冲凉房和厕所，这些都没有了，后门，后门呢？
不再存在的后门无声地打开，四十年前的阳光照耀在龙眼树上，我和英树曾偷过那上面的龙眼果，他身手敏捷，纵身一跃，就抓着了一串果子。龙眼树多年前就已不在。张英树，我女童时代的白马王子，他比我大三岁，张英敏比我大一岁，他们来自北京，既会讲一口地道的南流话，又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们家订有《小朋友》、《红领巾》、《中国少年报》，我刚识字，他们就让我看这些南流罕见的杂志报纸，我穿着张英敏的小花连衣裙照了相，歪着头，编着两根小辫子，这张照片至今在我的影集里。他们的母亲带我去看电影，我和张英敏手牵着手走在公园路上，心里长满了鸡蛋花、玉兰花、万寿果和红色的火水豆。
后门的平台是我第一次知道日食的地方，灰砖之上，放着一盆水，那是张英树端来的，他在脸盆里滴了蓝墨水，墨水在水中像烟一样。他要在水里看日食。他蹲在水盆边等着，也让我蹲着。他手里还捏了一块玻璃，那是他事先用烟熏黑的。他抬起头，用烟玻璃挡着看太阳，忽然他一把拉起我，把烟玻璃按到我的眼睛上，他说，你快看快看。玻璃已被晒热，他的一只手碰到了我的脸颊，燃烧的太阳在烟玻璃里浮动，它的边缘缺了一小块。浮动着的还有张英树本人，他是我眼中全南流最英俊的男孩，剑眉，面部棱角分明，身材匀称挺拔，知识广泛，伶牙俐齿，我和女孩子跳房子，他在旁边看，我感到我和他之间有无限的默契。那就是我的幸福时光，它凝固在一块青花瓷片上，右脚缩起，左脚轻轻一踢，瓷片闪着白光呼啸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