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 六(1)

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南流已经不再是一个小镇子,旧的街道已经荡平,城区无限制地扩展,南流成了全地区最大的县级市。我住在县二招,心情沉郁。

一开始谁都找不到,姚红果在N城,她说到南流找刘国标就行了,刘却在广州。张英敏和吴一梅都在玉林,黄文惠的电话始终没人接。

高中毕业三十年了,离上一次见面也已过了七年,大家各自活着,活着活着,过去的人就慢慢不见了,过去的事也都没了影踪,经过的和没经过的,也都不知道了,高兴的和不高兴的,恨的和爱的,也都过去了。而人就都老了。就像刘国标说的,我们都四十七岁了呢。

连续几天,我吃完早餐就独自上街闲逛,我到县二招对面,旧电影院旁边吃米粉,旧电影院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书“综合治理办公室”。米粉是现蒸的,有很好的咸卷,软嫩滑,是南流给我的安慰。

我从公园路到东门口,到沙街,沙街已经被拆得只剩一小段,它不再是街道了,也不再叫沙街。我从西河桥绕到老的龙桥街,龙桥街又细又长,有我的小学。是星期天,没有多少人,旧舞台已经没有了,我上过课的教室也已拆掉,上一次,一九九八年,它们都还在。然后我往回走,到了防疫站旧址,我三到七岁就住在这里,四十年过去,它还在,是防疫站的房产,防疫站没有钱拆了盖新房,所以它还停在这里。每次回南流我都来看它,它一年比一年旧,积满了灰尘,正如一个老人,风烛残年。房子里住着人,是防疫站的职工,我对他们说,我一九六五年以前住在这里。他们说,喔啊,四十年了呢。我走到天井,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旧水池,有人正在洗菜洗衣服,水龙头哗哗流着水,四十年前它就是这样流着水,在木盆里溅着水花,落在我小时候那件白底蓝点的衣服上。左边的一个天井也还在,那上面有一排房子,是化验室,那里面有一台显微镜,张英敏的妈妈整天对着显微镜看细菌。右边是办公室,没有住人,堆着旧桌椅,四十年前的一只白色的山羊躺在那上头,它被绑着四肢,大人抽它的血,一管又一管。我在宿舍那边听见羊的嘶叫声,由高到低,渐渐微弱,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去看。英树带着英敏去看了,英敏看到一个情况就跑过来告诉我,山羊哭了,山羊拉出了羊屎豆,山羊的嘴里出了很多白沫,山羊不会动了,山羊没气了。晚上食堂吃炖羊肉,香味弥漫了整个防疫站,每人都端了一盅羊肉汤,喜气洋洋。汤面上漂着几节甘蔗,用来去膻味。这是我童年时代惊心动魄的事件。

我沿着走廊走过我母亲的宿舍,我朝里张望,黑洞洞的,没有窗,母亲出差,我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在食堂开半份菜,五分钱,屋檐下挂着腊肉,有我家的一挂,我让师傅割几片,放在我的饭盅里一起蒸。我嘴里含着腊肉的余香,走过当年的冲凉房和厕所,这些都没有了,后门,后门呢?

不再存在的后门无声地打开,四十年前的阳光照耀在龙眼树上,我和英树曾偷过那上面的龙眼果,他身手敏捷,纵身一跃,就抓着了一串果子。龙眼树多年前就已不在。张英树,我女童时代的白马王子,他比我大三岁,张英敏比我大一岁,他们来自北京,既会讲一口地道的南流话,又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们家订有《小朋友》、《红领巾》、《中国少年报》,我刚识字,他们就让我看这些南流罕见的杂志报纸,我穿着张英敏的小花连衣裙照了相,歪着头,编着两根小辫子,这张照片至今在我的影集里。他们的母亲带我去看电影,我和张英敏手牵着手走在公园路上,心里长满了鸡蛋花、玉兰花、万寿果和红色的火水豆。

后门的平台是我第一次知道日食的地方,灰砖之上,放着一盆水,那是张英树端来的,他在脸盆里滴了蓝墨水,墨水在水中像烟一样。他要在水里看日食。他蹲在水盆边等着,也让我蹲着。他手里还捏了一块玻璃,那是他事先用烟熏黑的。他抬起头,用烟玻璃挡着看太阳,忽然他一把拉起我,把烟玻璃按到我的眼睛上,他说,你快看快看。玻璃已被晒热,他的一只手碰到了我的脸颊,燃烧的太阳在烟玻璃里浮动,它的边缘缺了一小块。浮动着的还有张英树本人,他是我眼中全南流最英俊的男孩,剑眉,面部棱角分明,身材匀称挺拔,知识广泛,伶牙俐齿,我和女孩子跳房子,他在旁边看,我感到我和他之间有无限的默契。那就是我的幸福时光,它凝固在一块青花瓷片上,右脚缩起,左脚轻轻一踢,瓷片闪着白光呼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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