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紧要关头，迎来了工资谈判的“春斗”时期，三木政府希望劳资双方都注意物价稳定的趋向，定出一个有节制而又适当的谈判方案。
因为经济停滞前景暗淡，西德和美国将把政策的重点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向对经济萧条的控制。物价涨幅居高不下的日本，三木认为不能简单地避开抑制总需求的对策。在此前提下，政府将制定一系列不殃及中小企业利益的详细对策。同时有重点地分配财政，加强对社会保障、教育、住宅等生活设施的建设，从社会公正角度，认真救济因通货膨胀影响而受贫困的弱者。以往日本经济从量的扩大向质的充实转换很有必要，今天则须更灵活地将经济高速增长方式向经济稳定增长和提高福利的方向转变。支持高速度经济增长的内外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只要有美元，什么都能廉价买到”的时代结束了。发展中国家接二连三地赶了上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要想恢复原状既不可能也不合理。
三木已清楚看到，这一系列内外形势的变化，正在促进能顺应新潮流变化的产业结构的变革。日本的经济具有特别依赖资源进口的特征，因而必须逐步减少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企业也须进一步努力运用智能和情报，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和劳动力。要使日本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稳定增长，从量到质进行经济素质的变革，必须重新评价高速度增长时代的各种体制和惯例。三木权衡利弊认为，制度和惯例一旦形成，要变革是非常困难的，但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困难又无法回避。这包括财政结构的僵化，应该对行政和财政现状作全面的审查，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要改变既存的思维方式，放弃既存的权利，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抵制。但为了实现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日本政治，必须彻底破除这些传统的习俗和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以政治家的重要职责和义务。
为了确保自由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三木武夫政府已向国会提出了禁止垄断法的修正案，为保证社会公平还应重视福利政策，因而地方行政的管理也很重要。三木所必须面对的是，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改变，国民追求的不仅仅限于豪华的消费生活，而更注重维护美丽的自然环境、文化的发展、舒适的生活、完善的医疗、教育及其他公共设施。地方行政部门肩负着实现居民愿望的直接责任。由于从经济的量的扩大时代，转向以生活为中心、重视福利的质的充实时代的变革，地方行政部门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增大。而要实现自主负责的地方行政，劳资双方每年春季关于工资、福利等问题的谈判，就必须从国家同地方的关系着手，对地方的行政与财政方式进行全面探讨，使福利政策能得以实现的是国民的联合与合作观念及互助精神。归根结底高福利意味着高负担，因此如果没有国民合作的基础，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目标。与福利并重，教育也是三木施政的重点。三木坚信如果想将明治的先驱者重视教育的传统延续到今天，那么我们为了21世纪的子孙后代，有责任重振教育。三木将尽其所能进一步加强教育事业。根据这一宗旨，三木政府加强对民间办学的资助，改善教师待遇，增加育英奖学金的资助额。同时将教育排除在政治争论范围之外，建立安静而又不受干扰的教育环境。
只要是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为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在能力，必须保证教育机会的均等，要保障使教师专心致志安于教育事业的良好待遇。资源匮乏的日本人所依赖的正是日本民族的创造意识、睿知、技能和勤奋，教育必须以开发这种能力和个性为目标。
维持国防和国内政局的稳定是政治的基础，三木不赞成无防备论。现实的国际常识告诉人们，将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日本防卫能力置于一种真空状态，对恢复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是有害无利的。但是，日本的国防始终是为了自卫，它不会构成对亚洲邻国的威胁。对日本的核武装问题将不予考虑，而防止核扩散条约则在能够满足与西欧等国平等进行核能的和平利用及检查的条件之后，才考虑签约。核时代国防的首要观念，在于共同制止和不诱发核战争及与核大战相关的争端。民主主义同一切暴力格格不入，三木认为它必须坚决排斥无视法律和秩序及威胁国民生活的各种暴力行为，三木主张必须经常修订各种新的规章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