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迈入幼儿园门槛的第一天起，埋藏在性子里的骜傲不驯就露出端倪。
老师叫他把手反背，坐端正，听讲。他不背。老师说，听话的小朋友有小红花戴。他对纸扎的小红花不屑一顾。他说，手放在前面，舒服。老师生气了说，不听话的小朋友晚上睡觉时会有呜呜咬人的大灰狼找。他说，他喜欢大灰狼，他还没见过大灰狼呢。老师气得直翻白眼。
上课了，老师问孩子们，一减一等于多少？他高高举起双手，说，手里有一个石头，再“捡”起一个石头，一“捡”一就等于二。老师没理他，又问别的孩子，一加一等于多少？他见老师没理就越大声了，一加一等于三。老师愤怒了，大叫，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三？他说，我爸加我妈，就等于我爸、我妈还有我三个。全班哗然。老师的小脸都白了。
没多久，他在幼儿园里就闹出大事。兴许是厌倦了被铁栅栏围起来的日子，他突发奇想往栅栏外爬。那栅栏真高，上面竖有一排类似长矛尖锐的铁杆。他骑在铁杆中间，仰头，对着蔚蓝的天空发出怪啸。幼儿园里的阿姨吓坏了，叫他下来，他撇撇嘴，置之不理，仍然兴高采烈大声地喊。
他就像一个最蹩脚的演员，哼着当时最流行的儿歌，“一二米三，三什么三，三面红旗，打到台湾”，两条细腿在铁杆与铁杆之间绕来绕去。阿姨脸色苍白，尽管她是大人，但铁栅栏的高度在她的能力之外，而他随时可能被铁杆洞穿肚腹的危险让她失去应有的判断能力。阿姨呆呆地站在铁栅栏下，呜呜地哭出声。他瞅了阿姨一眼，大模大样地爬下来说，“我要回家”。
阿姨活像看见一头怪兽，猛地捂住脸，往园长办公室跑去。园长一路小跑赶来，喝令他回教室。他说，“我要回家”。园长愤怒了，伸手拽紧他的手，怒吼，“你这个小孩太不像话。叫你父母来！”他说，“好，你打开门，我回家去叫我爸妈。”园长被他的话呛得张口结舌，脸色瞬间青白，“我就是叫唤一条狗，它也晓得摇尾巴，你咋这样不听话？”他说，“我又没有尾巴。”
园长在那一刻失去控制，暴怒中甩手给了他一记耳光。他跌倒在地，顺势打滚蹬腿，放声号啕，哭着，嚷着，鼻涕眼泪涂了满脸，“我要回家！”
以后的事就是大人之间的争吵。母亲看着他脸上浮现出的五根指印，心疼坏了，与园长大吵，说，“怎可以动手打孩子？孩子再不听话，也是可以教育好的。”
园长说，“你的孩子我们教不了。”
父亲在一旁听那个抽抽搭搭的阿姨讲清事情缘由，心头火起，转身，一个巴掌又甩在他脸上。母亲不肯了，骂父亲没本事，只晓得打自家的孩子。弄得园长的脸半红半白就在一边尴尬着。
“我的事，我作主；我的路，我选择。”
他下意识里总是在试图拒绝大人的安排。血管里涌动的红色液体里似乎时有一些不知名的因子在熊熊燃烧。可惜事情并非由他的意志所能决定。他虽不惧怕父母的武力，却常屈服于母亲的泪水。对某种不可言状的东西的向往与对母亲的妥协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让他在很大程度上，日渐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小学毕业以后，他不再爱出风头。但风头自己会找上门。
初二那年，阿宝仍与他同桌，俩人有时会在一起“关羽战秦琼”——一种傀儡戏的变种。阿宝玩得眉开眼笑。这就惹恼一个身高体阔的男生，一位爱学螃蟹走的主儿，嘴里叼根剔牙的火柴棒，眼睛乜斜，一个大劈叉，脚搁上他的课桌，歪头，双手交叉握紧，捏得骨节处一连串暴响。
“你小子蛮拽得嘛。”
男生叫贾国强，说话时的口气与他爹一样牛逼。他爹是县公安局长，西藏回来的退伍兵，嗜酒，嗓门粗壮，号称县城八大金刚之一，一张麻脸浑似被一口沾满灰垢的平底锅砸过，走在路上，活脱脱一尊凶神恶煞。人却不赖，据说做了不少为老百姓伸张作主的事儿。不过，人的遗传似乎不受孟德尔所发现的规律约束，向来都是老子英雄儿混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