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审势治蜀中：因势制宜，宽严有道
《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中，刘备夺取成都后，重赏文武有功之臣，一一加封定爵，然后“杀牛宰马，大饷士卒，开仓赈济百姓”，使蜀中“军民大悦”。接着，刘备为了实现西川的长治久安，又委托诸葛亮拟定“治国条例”，在如何治蜀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法正产生了分歧。孔明坚持以法治蜀，在拟定的治国条例中“刑法颇重”。对此，法正谏道；“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但诸葛亮并没有因法正劝谏而“宽刑省法”，他对法正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这一番话说得法正心服口服。
诸葛亮这段话，将汉高祖治国的历史经验和当时西川的现实状况分析得头头是道。陈寿对孔明治蜀的评价非常高。他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
古人云：“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对于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审时度势的清醒头脑。否则，只在具体方法上做文章，决不会有大作为。用法是宽是严，可因时因事而异，治理国家、管理企业决不能拘于一道。继*之后，要施以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始能由乱入治。孔明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是谁，孔明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官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斩或罢官。
诸葛亮坚持以严济宽、以猛纠弘治理西川，果然，“自此军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镇抚，并皆平定”，使惨遭战争破坏的西川，在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下来后，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一定要选择最符合自己的路，绝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论有很多，成功之路也有很多条，每个成功者提起成功的经验都能总结一套理论。但成功永远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只是一味照搬别人而无自我的创新，就不会进步和发展，就会成为别人的附庸。即使是成功的历史经验，如果不“审势”而照搬照套，也是必定要碰壁的。法正之所以“知其一，未知其二”，就在于他只看到了历史经验的一面，而没有研究现实的客观实际这一面，结果提出了一个削足适履的主张。
经验只能够去借鉴，而绝不能照抄照搬，必须同个人具体情况相结合，并在自己实践中加以检验才能起到积极作用。经验只有适合个人情况的时候才叫经验，否则只能算作废话一堆。不切实际，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将别人的经验加以模式化、教条化，经验只能成为阻碍成功的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