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身世的诸多谜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叫吕不韦的富商造成的。
吕不韦，出生年月不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人，做过商人、说客、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编辑出版家，最高出任了秦国相国，公元前235年自杀。其代表作《吕氏春秋》，被认为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作。
战国末期，作为四战之地的卫国已经沦为三流角色很多年了。卫都濮阳也日渐衰败、了无生气。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吕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不韦。吕家在当地既非豪门，也不是城市贫民。因为吕不韦长大后并没有凭借家族的恩惠进入卫国宫廷，也没有整天为生计奔波，而是成了一名商人。
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职业，吕不韦和他的父亲展开了一段精彩的对话。笔者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述一下这场对话的内容，因为它不仅深具指导意义，足以进入当代高级经济研修课堂，更是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经典入口。
年轻的吕不韦不治产业，游手好闲，这正是小户人家子弟的大忌。吕父不断地督促、责骂儿子，于是在父子间展开了关于职业选择的对话。
吕不韦首先向父亲发问：“耕田获利几何？”
吕父回答：“十倍。”
吕不韦又问：“贩卖珠宝，利有几何？”
吕父答道：“百倍。”
吕不韦再问：“游说诸侯，策立国君，利润几倍？”
吕父思考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吕不韦笑了，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交游诸侯，立定策之功，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父亲，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不知道地位低下、能力平庸的吕父听到儿子这般表白后会作何感想。一个游手好闲又野心勃勃的平民子弟和一个游手好闲、庸庸碌碌的平民子弟相比，谁更是祸害呢？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吕不韦这样的人物一再出现，他们最终都将自己的精力、心血乃至身家性命放在了政治上。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的特性决定的。那个社会一直没有产生清晰的分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没和政治分离开来。政治囊括着社会的一切，包括个人的前程发展，一个年轻人的职业选择非常有限。政治限制着所有的人，不论是继承父业还是其他，王朝政府都不会允许变更职业、云游各地的游民的出现。只有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才会有成规模的商人团体的出现。即便如此，这样的时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仅此一次。这样的社会阶层也深受政府的压榨、限制和控制。年轻的吕不韦能够发现这一点，的确有过人之处，这也为他的发展奠定了认识基础。
《史记》称吕不韦不久就成了“阳翟大贾”，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归纳吕氏商业成功的秘密，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极强的流动性；二是他寻找商机的敏锐触觉。
吕不韦从商时即离开卫国，去各国贩卖货物。大约在公元前265年，吕不韦来到了赵国国都邯郸。当时的邯郸是繁华的商业之都。因为形势所迫，秦国与东方各国之间连横合纵不断，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邯郸是齐、燕、韩、赵、魏五国的地理与政治中心。楚国使节要与五国联系，要来邯郸；六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最为适当；秦国要打破六国合纵，也不断派人来邯郸。商业亦然。各国显贵、南北使节、东西说客、各方间谍、失业政客、商旅小贩、游医艺人都汇集邯郸。邯郸畸形地繁荣起来，成为巨大的冒险乐园、情报市场、商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