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基雅维利的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理解的方方面面遭到了不同学者的挑战。费利克斯·吉尔伯特谈论《用兵之道》中可能看似支持对该著作的公民人文主义解读的段落时，提出应当"怀疑这些句子反映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情感"。 彼得·戈德曼近来以马基雅维利青睐实际经验、蔑视误守典籍为论辩依据，辩说"对立"而非"依附"乃马基雅维利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特征。 然而，对公民人文主义理解的最彻底的反对出自列奥·施特劳斯的著作。远非提供了一条接续古典名著的紧要纽带，马基雅维利被施特劳斯展现为实现了与古代的根本决裂，是"新模式和新法则"的发现者和传导者，它们行将变成一般的现代性和特殊的攫取性自由主义的基石。 对施特劳斯来说，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的著名颂扬全不意味着呼吁共和主义（马基雅维利本人从未用过这个词）蕴含的对公益的全心奉献。相反，公民们所以促进公益，是因为它促进他们各自的私益；在这种算计性推理失效的时候，带有强力的体制机构作用于公民们的激情，以保证服从公益的要求。 在战争亦即看来会比任何其他都更需要无私奉献的活动中，战场上的士兵--无论是共和国的公民还是君主的臣民--受激于他的长官对其死亡恐惧和获赏希冀的操纵。同样，长官自己也受激于一种自利欲望，亦即渴求名声或荣耀。 按照这种解读，军事职业化本身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不成问题。因为，罪孽暴君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职业军队与罗马共和国后期领饷的公民士兵们一样，都是一支效力良好、受控听命的军事力量的楷模。有问题的看来会是雇佣军或外国援军，而非由政治当权者（他们甚至可以是军事当权者本人）给付和控制的职业军队。
然而，关于实际战斗和军事组织的思量远非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军事思想的首要兴趣所在。相反，施特劳斯追踪到它的终极推论，提出"战争本身与精神搏战之间有某种类同"：马基雅维利本人发动了一场对全部政治哲学传统的战争，特别地使用宣传，那是他最有力的敌人--基督教所钟爱的武器。 因此对施特劳斯来说，《用兵之道》的首要问题较少关乎普通平民或军人过的平民生活与军事生活之间的个人紧张，更多地关乎这两类生活在最高层提供的政治选择：是教士支配还是武士支配，是赤手空拳者统治还是全副武装者统治。由于对施特劳斯笔下的马基雅维利来说，得到武装意味着身为战争技艺和"世界"的知晓者，因而问题说到底关乎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 只要其最终目的是帮助找回这永恒的问题或选择，《思考马基雅维利》（Thoughts on Machiavelli）就可以被说成是对如下论题的一番深入探究：被恰当细说的教士对战士这一选择是否代表一个新颖的根本问题。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新问题才是真问题，即圣经宗教（或许特别是基督教）实际上已揭示了某个从前未被认识到或至少未予足够分量的事情，那就是人性经过人类手段的可塑性。 马基雅维利认识到的选择关乎谁将塑造人性：是那些声称信仰圣经启示（特别是它的切勿以恶抗恶的规劝）的人，还是那些明了马基雅维利本人提出的模式和法则真确无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