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退助是土佐藩（现今四国）出身的藩士，生于1837年（天保八年）。他在幕府末年以藩兵的指挥者来参加倒幕运动，在1868年明治维新成败关键的戊辰战争中，攻占会津有功，并为明治政府的"大政奉还"奔走，而被任命为明治政府的"参与"依王政复古大号令，明治政府最初的官制，设置总裁、议定、参与王职。总裁由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就任，总理国政；议定由皇族及诸侯就任，参与由推行维新有功的公卿和藩士任命，显示当初朝廷和雄藩联合政权的性格。翌年，因政体书的公布，太政官制的设立而作废。，并受赏赐永世典禄一千石。1870年板垣返乡，为高知藩"大参事"，实施藩政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板垣上京为明治政府的"参议"依太政官制而设置的政府重职。由左右大臣，大纳言和参议，构成太政官。1871年废藩置县后，大政官构成正院，补佐大臣，参与大政，成为辅翼天皇的重臣。参议由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就任，事实上形成明治政府的中心势力。。
明治维新，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东南雄藩的武士推动的，故维新后即由他们掌握新政府的实权。这时，当权派的岩仓贝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出使外国，而成为所谓"留守政府"（外出不在称为留守），于是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参议，即纷纷起来主张征服朝鲜或远征台湾地区，争论的结果，经朝廷决议先行征韩。西乡认为，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征兵制度、以及其他剥夺士族特权的各种改革，必须以征韩的军事行动来安抚上族的不满，他企图以外征得胜后的军事余威，回过头来夺权改造国内政治，树立士族为中心的军事独裁政权。他的思想，以后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思想的蓝本。板垣也认为应该以征韩来满足士族的要求，并想利用此一机会在国内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以打破萨摩、长州等藩阀的垄断政治。因为，自从1871年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中中央以后，以旧萨摩和长州两藩的出身者，结成朋党，构成派阀，独占中央政府的实权，相对地，土佐和肥前两藩出身者，仅给与伴食的地位。他主张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并以幕府末年以来所形成的"公议舆论"思潮和西洋的自由民权思想作为工具，故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
不久，岩仓、木户、大久保等实权派回国，他们洞悉西乡和板垣等的意图，即以"内治之急"而坚决反对征韩，终于推翻先前的征韩决议。日本史称征韩论者为急进派或武断派，而反征韩论者为保守派或文治派。
其实，两派的意识形态，是形异实同。当时，实权派之主张"内治"和反对"征韩"，只是惧怕西乡和板垣等乘机增加其势力，恐其有割据不听朝廷指挥，甚至发动政变的危险。早于明治维新的第2年，当权派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即曾策划征韩，其目的在将诸藩兵力转向对外战争，以巩固中央政权，但又恐在废藩前征韩，将使诸藩坐大，故未付之实行。可见当时保守派的反对征韩，并不是真正爱好和平而讨厌武功的。在征韩论争议的胜负决定后，于1874年4月，反对征韩论的文治派，即创意实行"台湾征讨"。其理由是，台湾征讨比征韩不易引起国际纠纷，而且军费也较节省，一方面可迫使清朝承认日本领有琉球，进而有窥伺占领台湾的机会，另一方面并可积极的准备在韩国及中国大陆发展的阴谋。其后，实权派强化官僚独裁体制后，即策动江华岛事件，接着便迈向甲午战争。这充分证明当时的征韩论者和反征韩论者，或武断派和文治派，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只是权力斗争的权宜之策和时间的先后而已。
倡议"征韩论"失败的参议西乡隆盛，旋即下野回萨摩故乡，集结士族，开设私立学校，建立军阀势力，待机夺取政权。
其他"征韩论"失败的参议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也连袂下野，组织"爱国公党"，并于1874年1月向左院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爱国公党是日本最初的政治结社，而民选议院设立建白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导火线。从此，日本的政界，官僚派和民权派，壁垒分明，开始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