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轻信的弟子，他现在有权利要求得到我的一个弥补。加倍地疼爱妈妈，照他喜欢的样子写出我的书，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一句话，让我努力以一种尽职的方式留意于对他的记忆，但是，这些必要的虔诚行为还远远不够。还有某种更珍贵的债务要偿还，迟早有一天，我还必须为他的亡灵还债。
这就是，在我的观念中，我所谓的不抵抗死亡的起源，我强调的不是我的自杀倾向（我太热爱生命了，不会落入这一被失败者用做骗人玩意的俗套），而是我对死亡的不抵抗态度。我前进，我向前走去，被贪欲推动着，去享受一切。但是，在我背后，有一个始终保持沉默的熟悉幽灵。用不着向我指出他就在那里，这个苍白的幻魂的目光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我知道，假如我转过身去，我就将跟随着他，跟他一起走下他正等着我去的阴暗王国。这一情感始终伴随着我一生的历程。我周围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许多行为无法解释，我们一些朋友会认为，我的许多习惯和趣味十分荒诞，但是，假如他们觉察到，活在世上这一简单事实，竟能被这样的一个人当做一种罪孽，因为他喜爱的一个弟弟先于他进了坟墓，那么，他们就不会再那样看我了。
对我来说，羞耻感和有罪感还有别的原因：在火车站，然后在墓地，演说者们把基多的死，说成为意大利爱国者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压迫的起义的一段插曲。随后，人们每一次纪念波尔祖斯高原的牺牲者时，都要猛烈抨击希特勒的暴行，甚至在切萨雷带来了确切的消息，证实了官方说法的谎言后，依然如此。但是，在1945年，就像我马上要告诉你的那样，根本不可能公开揭露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的两面行为：现在，在弗留利大地震荡着的、让雇工和季节工的无产阶级大军跟大财主们作对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人毕竟站在最前沿，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想通过揭露在铁托的命令下所犯的可耻行为，从而削弱共产党人的威望，其结果只能导致支持农民党的基督教民主派的胜利。我意识到战斗的赌博性质后，就离开了行动党，我当初之所以参加这个党，是出于对基多的忠诚和怀恋。我汇合进了那样的一种力量中，它是唯一能胜利地掀起农村的无政府主义造反、以反对富人专制的力量。然而，有多少次，我不得不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听到在公共广场上，或者在竞选集会上，那些杀害了我兄弟的人依旧恬不知耻地宣扬着他的价值。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玷污了自己双手的罪行，公开地转变为他们的光荣？生前跟他们作过斗争之后，死后的尸体是不是还要被他们用做旗帜？
葬礼那天晚上，卡萨尔萨的各家各户，我学生们的家长，方圆十公里的人们，都派出了他们家中的幼子，按我们这一带的吊唁习俗，带上一篮鸡蛋和一袋面粉作为礼物，来看望我的母亲。埃及人在棺材中放上食物和饮料，以方便死者在坟墓中的游历。这一风俗，很可能在地中海绕了一大圈，一直传到了亚德里亚海岸边：从很古的时候起，它就在弗留利地方流行，但是，这里的玉米种植者都很精打细算，不像尼罗河两岸的人们那样富有诗意，他们改变了这一习惯，使它变得索然无味，到现在，殡葬时赠送的食品根本就不会浪费一点一滴。
我很惊讶地看见，斯温也出现了，就是那个农民的儿子，我在做诗歌和舞蹈练习时格外关注过的那位。他的姓在我们这地方独一无二，唯一的单音节就像阳光那样一下子透射而出，我会把他忘记了吗？他依然那么漂亮，那么果敢，像年轻的牧人一样，满脑袋的鬈发，十分潇洒，他坚持要把他家的礼物亲自送到我手上，这使他着实盯了我好一阵子。寂静而又高傲的目光，我在那里头读出了对不公正的谴责，竞赛的奖品每一次从他手中溜走时，我都对他犯下了不公正的罪；除了谴责，还有一种热烈、绝对的眷恋，只要我愿意，他是多么想向我提供这样的证明啊。我不禁战栗了一下，一边低下了眼睛，一边把他这张金灿灿的脸上———春天干燥的凉风为他的脸染上了一种镀金般的光彩———的每一根线条，都带到了我的记忆中。
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心有多么沉重，我忿忿地驱逐了任何的放荡念头。其证明就是，在我挎着斯温的那篮鸡蛋走上楼梯时，一种深深的厌恶，丝毫不是装出来的，突然攫住了我的心，我回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我已不太喜欢的法国小说家，他描写过一个亵渎神圣的场景，一个老阿姑仔 人物，夏吕斯男爵，就在他妻子的葬礼上，询问了一个唱诗班小男孩的名字和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