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各自回家后，醉意蒙眬地倒在床上，回味着关于我们那些美人儿的牙齿、头发、腰身以及看不见的妙处的放荡话语，不过在回家之前，我们还要就一份将发表我们诗篇的杂志的计划，来一番梦想。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小男孩子骑在自行车上兜售《卡尔利诺》的特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向最后的顾客尖声喊道：“轴心国向莫斯科宣战了！德国和芬兰军队侵入了苏维埃领土！”这则新闻尤其以它对斯堪的那维亚小小共和国的提及令我震惊。头一年的报刊还大大宣扬了一番曼纳林元帅 的抵抗，还有他的战士们的英雄主义，他们像精灵一样在雪橇上飞滑。他们把俄国人的坦克翻了一个个儿，让它们被烧得成了焦炭的车架在雪野中冒着浓烟。
在我当时所有的女朋友中，乔瓦娜·B给我留下了最温柔的回忆。她生于一个犹太大出版商家庭，是她使我了解到种族法令，教会了我仇视反犹主义。尽管跟在德国的迫害不是同一措施（意大利的犹太人从来没有受到身体上的威胁，也没有任何一个灭绝营设立在半岛上)，墨索里尼的政策还是导致了一系列繁缛的行政手续和令人发指的法律禁令。
我常常冲着乔瓦娜指责她父母的别墅，还有他们豪华的日常生活，而且总是不无恶意，因为她属于一个跟我不同的阶层，而这对我来说，又构成了最好的保障，使我们之间的交往局限于一种无足轻重的伙伴关系中。有一天，她靠近我，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
“你生我的气啦？”
“别说傻话，皮埃尔·保罗！今天早上，在我的网球俱乐部，他们对我宣布，没有任何一个场地可以让我进。”
“就这些？”
“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场地还可以让我进！你明白：我再也不能去打球了。再也不能了！”
“资产阶级的运动，我亲爱的，”我回答说，耸了耸肩膀，“你想一生一世都遵循你那社会等级的习俗吗？”
她任我作茧自缚，随后，静静地说：
“我不能打球了，因为他们把我的卡收回了，他们收了我的卡，因为我是犹太人。”
新法令的实施：体育场、游泳池、剧院、电影院、火车站、博物馆、邮政局，甚至还有医院，全都禁止亚伯拉罕的后代入内。我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朵，赶紧含糊不清地连连致歉。她对我的愚蠢并不记恨，满足于给我上了一堂双重意义的课。我最要好女朋友的父母的财产，成了阻止她出门的漂亮理由！
我们徒步行走，专拣荒凉的小街漫步。禁入公共场所的戒令扩展到了有轨电车。至于我，我可不愿意依然把我的女伴带在自行车上到处溜达，我喜欢跟她聊阿尔图尔·兰波和翁贝尔托·萨巴 ，但她厚玻璃的眼镜，剪得齐后脖的短发，平坦的胸脯，还有她不屑于涂红的嘴唇，对我诱惑者的名声来说，不会是一种召唤。她问我是不是有一辆自行车，可以缩短一直到玛格丽塔公园的漫长路程。我吝啬地给了她否定的回答，实在不打算让同伴们看到我神气活现地跟一个近视眼姑娘待在一起，怕他们笑话我。
“你难道不知道我实在太穷了吗？”我这样说，想得罪她。
我觉得她不漂亮，甚至有些丑，但我可能是看错了她。如果说，我的真正目的是跟一起出去的姑娘享受愉悦，那么，乔瓦娜的上等智力，足以使她比曾跟一起我坐在湖畔平台上的那些长头发娃娃迷人一百倍。
我们一同发现了弗洛伊德、纪德、叔本华、洛特雷阿蒙 ，算是对我们迫不得已的对意大利经典作家烦人的阅读和注解的弥补。在大学里，我感到厌烦，不幸被开除学籍的她也同样，我们讨厌被上级命令简化为了民族遗产的官方文化。我们的作家，从彼特拉克到邓南遮，常常变得浮夸，学究，脱离生活，仿照拉丁模式，我现在还这样想，尽管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必要性使我们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例如对薄伽丘的指摘，或是对切利尼、对米开朗琪罗的低估。在文学论战中，我们两个人都因个人原因而投入十倍的热情。所谓的个人原因，对她来说，是犹太血统，它把她逐出了意大利社会，所以她更严肃地评价社会的缺点。对我来说，则是与同伴们格格不入的情感。我的批评精神，敏锐地针对任何社会建制，把国家政要和著名作家都打发到同样的怀疑中。这种边缘者的团结一致，巩固了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在乔瓦娜的不知不觉中，因为我总是避免把作为她朋友的我的秘密告诉她。
我们一起聊天，在一家装饰有奥地利湖光山色风景画的乳品商店后厅，或者在一家咖啡馆的仿皮漆布座上。跟其他的姑娘不同，她喝饮料的时候，从来不在玻璃杯上留下口红印。温馨而又简单的谈话，所有的条件都得到满足———我们两家的社会差异，乔瓦娜几乎为零的性吸引力———使我感到十分惬意。她没有丝毫的娇气，不想取悦他人，使我免除了调情中种种乏味的花样。然而，必须相信，即便是一个你跟她谈论拉夫卡迪奥的无动机行为 和列奥纳多的秃鹫 的女大学生，也会对一个普通的女打字员表现出嫉妒，尽管你只是带她到动物园，去看原先关羊驼的笼子中的母鸡。我们那种位于伟大诗人和深沉哲学家的运星照耀下的友谊，从那一天起，就开始走下坡了，因为，那一天，她撞见我耀武扬威地骑着自行车，把金头发的内丽娜带在我的双膝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