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5日，我出生在博洛尼亚。亲爱的杰那里埃罗，有多少事情包含在这几个单词中！我是多么欣喜你有如此简朴、如此纯洁的心灵，有如此新鲜而又向着世界景象开放的思想！我将不需要人为地打乱我叙述的秩序，也不怕从头开始。你是我的收信人，我唯一的收信人，我不需要别的人了。始终做那个我喜欢的那不勒斯男孩吧，活泼，直爽，灵魂与躯体皆强壮，带着第一次跨入校门的穷小子的那股严肃劲儿，时刻准备进入任何一本新书中，但是，假如作者用一种复杂而艰涩的文笔惹你厌烦，你也会哈哈大笑着将书本扔掉。
如若我选择了无聊的文学大众作为听众，而他们博学多才的良师让他们为信奉时间编年顺序感到羞愧，那么，我会觉得自己还能那么自由地讲述我的生平，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就像它们发生的过程那样吗？为取悦那些先生，恐怕应该打破事件的自然连贯，蔑视日期，回溯地讲述，自命不凡地绞尽脑汁，把往昔、现今与将来混淆在一起。恐怕还应该使话语不再成为思想的简单外衣，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想要表达的概念的所有品质、所有优雅，而是成为一种无动机的词语游戏，即他们所谓的“言语”，独立于需表达的事物之外。
你，坐在一把小小的铁椅子上，待在卡普亚那门你们家公寓的半空小院子里，铁椅子白色的搪瓷皮在经历了冬天的恶劣天气后，像鱼鳞似的剥裂得更厉害了，高高的紫藤架给你挡住了五月份已经有些炙人的阳光，两步远处，你父亲正在他的帆布躺椅上瞌睡，你愿词语与事实相符，愿开头的几页就对你说起一开始即发生的事。我把我出生的那年、那个城市矗在你跟前，就像《诺尔玛》 的大幕拉开后德洛伊教祭司的森林那样。你立即发现了博洛尼亚的街道、房屋和天空，这时，你母亲刚刚把午饭后的盘盏洗完擦干，把剩下的莫扎雷拉 放到一块湿布里保鲜后，拿起她的洒水壶，想给罗勒 和薄荷浇一遍水。
你将听说博洛尼亚的柱廊：市中心所有街道的两边全是连拱廊，在两条开放的长廊之间，只剩下一条细细的街面之带。购物，散步，闲逛，上午出门，下班回家，市民生活每时每刻都充盈着柱廊。在那儿，人们交谈当日新闻，人们诅咒政府决定的涨价，但首先该骂的是博洛尼亚队的守门员，是他的失误导致了球队在米兰城输给了国际米兰队，或者在都灵输给了尤文图斯队。你会发现，那排成一溜的柱子精彩绝伦：但是，就像真正美丽的、值得装点一个城市的任何东西一样，要知道，在这里，艺术上的关注是次要的，实际功能远远领先于装饰效果。当年，大学———这是欧洲的第一个大学，甚至建在巴黎的索尔邦学院之前———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一下子涌入中古城市的围墙之中，人们便千方百计地增加住宅，而又不损害市内交通。在那些年代，还没有城郊：城墙严格地确定了居住区的周边。柱廊便这样发明了。它作为突出物位于街面前，又相当结实，足以在整整一条街的长度上支撑起好几层增盖的住房，一开始就成功地吸收了居民人口的涨潮。市政法令规定了柱廊的最低高度：七博洛尼亚尺，即2.66米，这可以让一个骑马的人通过。
连拱廊不仅仅是为了遮风雨挡太阳，你不要停留在这样的想法上。同样，你也别以为它有另一个优越性，即行走在那里能免除街上的冒犯，尽管这一王牌在当时变得千百倍地珍贵，因为那些头发老长的年轻白痴骑着隆隆作响的摩托车，会蹭到你身上，而在早先，博学的阿库尔修 在这里可以面对文文静静的青年，从容不迫地谈论教皇国和帝国的各种问题。
你还是来欣赏平民精神的伟大教益吧。每一栋房屋都以一个毫无隔断的门厅与它的邻屋相连，这样，富人的府第与穷人的陋室从外面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所有房屋的柱子全都一样，粉红的颜色，又圆又结实，在生肉熟肉店的玻璃橱窗前，就跟守护着贵胄庭院的两扇大门前一样，一个个圆拱（很少有用尖拱的）升向拱顶石。假如这是一个幻觉，必须揭穿它的骗局，你得承认，再没有什么幻象，比缓和了财富间不平等的这三十五公里长的开放性走廊更辉煌的了。
柱廊的另一个好处：它把住宅的私有空间跟散步道的公共空间结合在了一起。不仅是平等化的手段，还是社会交流的手段，它构成了某种向所有人开放的房间，某种不属于任何人的长廊，一个通过、邂逅和交结友谊的地方。公民们在这里相聚更容易，在这里结识更自然，他们用不着彼此跑到对方家中，摁人家的门铃，跨越大门的关隘。当你需要拜访一个朋友时，他已经不再完全是一个朋友了，他是你觉得要打扰的“另一个人”，尽管他并没有让你等，而是立即向你伸开了双臂。在柱廊底下，“这些人”和“那些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每个人都准备着迎接所有人。每个人都把成为自身的焦虑扔到了相处一起的快乐中。私人生活的围墙倒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坍了。人们失掉了各自的特殊身份，成全了一种甜美的、热烈的伙伴感和团结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