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箱底的一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条皱皱巴巴的邦迪创可贴，大概是医药箱过去的主人留下的，或者是我无意之中放在那里的。不过，那一时刻我根本无暇考虑它的出处。我只是非常高兴, 甚至千恩万谢。
当我拿出邦迪创可贴以后，布什总统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高尔夫球车旁，将一只脚踏在挡泥板上，拉下了袜子。我手里拿着邦迪创可贴从座位上跳下来，走到我的第一患者旁边。他指了指自己被新高尔夫球鞋磨破的脚跟，我撕下创可贴保护膜，将贴片粘在伤口上，并轻轻地拍了拍。总统笑了笑，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满意的光芒，拍了拍我的后背说：谢谢你，医生。但愿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我重新回到高尔夫球车上，那位军事助手正在咧着嘴傻笑：欢迎你加入白宫，医生。在这里，任何不起眼的小事都很重要。”这位在白宫战壕中比我多摸爬滚打了两年的老兵终于张开金口对我进行了忠告。
“收到，中校。”我向他微微一笑道。这是我与他进行的唯一一次对话，他两年的值勤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他的话一直陪伴我走过了剩余的白宫岁月。
黑色超长豪华轿车在南草坪车道上慢慢地驶向远处隆隆击鼓的地方。防暴车前边安装着的美国和俄罗斯国旗在潮湿的微风中懒散地舞动着。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年轻士兵们站在白宫车道两侧，他们都站得笔直，手里分别举着美国五十个州的州旗。总统的海军陆战队军乐团全部身着盛装站在南草坪上，但他们演奏的只是一阵阵单调的鼓声。
我站在李医生办公室窗外玉兰树稀疏的阴影中，面对着南草坪。我在观赏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国事访问接待仪式。现在是六月份，空气十分闷热。李医生派海军医护兵玛丽·安·钱德勒和空军医生助理加里·邓纳姆协助我执行当天上午国事接待活动的医护任务。他们两个在白宫医学部的时间都比我多两年，据李医生说，他们对处理此类场合中发生的紧急事件具有丰富经验。事实上，加里和玛丽还承担着帮助我熟悉工作的责任，他们可以教我了解白宫事务的处理方式。我们站在一起，尽量避开摄像机镜头。我们的黑色医药箱都放在脚下，就像驯服的宠物安卧在主人身边一样。我们都配备了无线通话设备，耳朵中放着耳机，认真倾听特勤组频道的呼叫。整整一天，我都在调整和适应右耳中的耳机。我担心自己是否会因此丧失部分听力，为了执行这一工作，是否将永远丧失利用听诊器倾听心脏微弱杂音的
能力。
我看了看老布什总统，他和夫人正站在面对车道的绿色遮阳篷下。总统身穿特制西装站在那里，面对着朝阳和华盛顿潮湿的空气，看上去略显疲惫，脸色有些苍白。我想，他西装下面的衣服肯定被汗水浸湿了，因为我穿着长裤套装都已经出汗了。两磅重的特勤处无线报话机卡在我的腰带上，天线一直顶着我的肋条，很不舒服。我想，他至少不用佩带无线步话机。但我又想，为了这个户外活动，特勤处是否要求他穿上了凯夫拉防弹背心呢？
大概有 200 多人聚集在南草坪上。这些人不仅是一次历史性事件的亲历者，而且也都是我潜在的患者。除了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及俄罗斯总统和夫人之外，我今天的救治对象还包括副总统丹·奎尔及夫人，十位议员，美国和俄罗斯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受邀贵宾，白宫新闻处职员，以及俄罗斯代表团全部随员与团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