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乌干达的恩特贝着陆。在机场等候转机时，德奥看到有一大家子人围着一个男孩忙成一团。那男孩看上去和德奥差不多的年纪，后来德奥发现他俩乘的是同一架航班。当机场温和的广播声通知开始登机时，围着那个男孩的一帮人开始痛哭流涕，那男孩也边往登机口走边抹眼泪。他可能只是出去旅游，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德奥在心里对那男孩说：“你哭了，可是为什么呢？你看，你有这么多家人。”德奥有些惊讶，朦胧中忆起其实有很多微小的理由可以让人哭泣流泪，但这种感觉对于现在的德奥来说，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梦一般。他的想法从一个极端飞快地跳转到另一个极端——所有的事情都是危急的，而不危急的事情都无足轻重。德奥想，如果他像那个男孩那样幸运，身边还能有这么多家人，他才不会哭呢，他也不会登上飞机，背井离乡。如果他还有家人……
德奥从小在布隆迪长大，总是光着脚跑来跑去。对一个农民出身的孩子来说，他其实相当优秀。德奥现在二十四岁，不久前还是个医学学生，三年来每每考试他都是班里的头几名。在布琼布拉机场，他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人造革皮箱交给了行李搬运工，箱子里面装满了他成功的见证品：小学老师发给获奖学生的法语词典、普通临床教程，以及自己省吃俭用很久才得以买的听诊器。可是，这种平静充实的日子在六个月前结束了。过去六个月来，他一直在逃难，先是为了避开布隆迪的暴乱，后来是为了逃离卢旺达的大屠杀。
在学校的地理课上，德奥了解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是法国，以及布隆迪的殖民者比利时。要是他认识的人——一般是位牧师——准备出国的话，人们一般会说这是要去“Iburaya”，通常这指的就是比利时或是法国，同时还被用来指那些遥远且很难想象的地方。现在，德奥要去的就是Iburaya，但这次是纽约。
德奥有一位医学院同学，名叫让，家中十分富裕，曾去过非洲中东部以外的很多地方。就是他决定让德奥到纽约去的。让的爸爸是个法国人，他写了一书面文件，证明德奥是出于公务要去纽约进行咖啡买卖，并帮助德奥申请了商务签证，还给他买了机票。因为怕被人盘查，德奥看了很多关于咖啡豆的资料，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要去做什么买卖。
德奥要从恩特贝飞往开罗，然后再去莫斯科。一路上他半梦半醒地睡了很长时间，任何一点声响都会把他惊醒，然后他便会警觉地看看机舱周围。当他意识到周围没有他认识的人时，德奥就会松一口气继续休息。
在德奥于医学院进修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布隆迪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种族与肤色都是相当敏感的因素。但是在这班从莫斯科始发的飞机上，虽然周围坐着的都是皮肤白皙的人，但德奥心里毫不在意。毕竟在过去几个月里，白色皮肤并不意味着危险。德奥听说过法国士兵在卢旺达做的坏事，也看见过法国士兵在兵营里训练民兵，但现在醒来看到旁边座位上坐着一个白人，德奥却并没有什么恐惧感。这里没人叫他“恶心的蟑螂”，也没人再拿着大砍刀在后面紧追不舍。
人总得学着要时刻警惕某种危险信号，同时忽略掉其他不相关的信息。
不过一路上从未听到一句法语这一点，的确有些让他疑惑不已。飞机着陆时，德奥还半睡半醒。他看到其他乘客下了飞机，便随着一同下去，认为一定是到纽约了。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自己的行李，可是他的注意力却被这个机场牢牢吸引住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商店，信步其中的人看起来都兴高采烈。和德奥比起来，那些人体型也都更加魁梧。德奥从来没胖过，他的裤子在六个月前还很合身，现在却在腰间堆成一团。他低头打量自己时发现，腰带长出来的那部分就像条猴子尾巴，衬衣下的肚皮干瘪瘪的。在眼前的这个Iburaya国度，每个人都穿得比自己得体。
德奥开始到处转悠，想找到画着行李符号的标志牌，却不知怎么走进了一条一面镶有很大玻璃窗的通道。他不禁停下脚步，凝望着窗外的景色：远处有一大片绿地，几头牛正在悠哉地啃食着嫩草。德奥之前看见的牛都在遭受宰杀或虐待——有的头被砍掉，有的前蹄被剁掉，倒在通往布琼布拉或布琼布拉的路边，残喘挣扎。而这儿的牛和这里的人一样，看起来十分快乐。
德奥对眼前的景象无法理解：这怎么可能？
听见有人跟自己说话，他转身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警察。这个人看起来甚至比其他人的个头还要高大，不过好像很友善。德奥用法语和他说话，但那人笑着摇摇头。这时，又过来一位高高大大的警察，用英语（德奥猜想可能是）问了个问题。然后，一直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士走过来，她手指间夹着香烟，轻轻吐出几句法语——法语！终于听到法语了。
也许她能帮忙，那女士用法语说。
德奥心想：“上帝，你没有舍弃我。”
那位女士翻译，说机场警察想看看德奥的护照、签证和机票，而德奥想知道应该到哪儿取回他的行李。听到这个问题，两位警察看起来很是惊讶，其中一个人问了个问题，接着那位女士翻译给德奥：“他问：‘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知道，”德奥说，“在纽约。”
女士笑着翻译给警察，两位警察互相看了看，笑出声来。接着，那位女士向德奥解释说，他现在是在爱尔兰的香农机场。
德奥后来和女士聊天，她告诉德奥自己是俄罗斯人。但对德奥来说她是哪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可以说法语。孤独了那么久，能和别人说说话的感觉太好了，好到他一时忘了一直谨记的“沉默的重要性”。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被教育要学会沉默。过去六个月里，他也一直需要沉默。当这位女士问他是从哪儿来时，德奥的答案脱口而出后才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但已经晚了。她开始问很多问题，说自己去过卢旺达，是个记者，打算报道那里发生的可怕的事……
那是种族屠杀，不是吗？德奥你是图西人吗？
在往纽约去的飞机上，女士特意调换座位，坐在德奥旁边。虽然德奥很开心身边有人陪伴，可她接二连三的问题让德奥很困扰——她想知道德奥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德奥觉得回答这些问题太危险了，她不仅是个陌生人，而且还是个记者。她会报道些什么？如果她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写了出来可怎么办？如果被那些坏人看到了，他们会不会追到纽约来抓他？德奥试图尽力减少自己言谈中的信息量。
“那儿很恐怖，一切都很残忍。”
德奥这么说着，然后便转头看着飞机窗外，脑子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一幅幅他不愿看到的画面——昏暗的早晨，一间被烧掉的茅草房在雨中冒着余烟，焦煳的气息混合了泥土的腥气而产生怪异的气味，几条狗围着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乱叫，而德奥知道自己绝对不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前面的香蕉林上方有嗡嗡成群的飞虫，像是在警示着什么。
他又转回头来，想赶走这些恼人的画面。就把她当做是位朋友，德奥这次旅行中唯一的朋友。她比德奥年长，也去过纽约。她在爱尔兰帮过自己，所以德奥想报答她，希望到纽约后她也能帮帮自己。因此德奥尝试着回答她的问题，同时不用透露什么重要信息。
去纽约的路上，他俩一直在聊天。可是，当他们从飞机座位上起身要下飞机时，她转过身，用法语干脆地对德奥说：“再见！”
德奥到了入境处，在一条长长的队伍后等候着，而她排在另外一队，装作没看到德奥。德奥也把眼睛移开，低头盯着自己的运动鞋，泪眼模糊，一阵抽搐感从心底涌了上来。
自己已经习惯一个人了，不是吗？已经能够不在乎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了，不是吗？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前面小亭子里的人又能对自己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比这糟糕上千倍的事情，德奥一样挺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