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节:诤谏惠王 斥责白圭(3)

这种问话,这种语气,这种神态,包含了令人难堪的意思,孟子是怎样透灵的人,自然不会辨不出来,但他有自己的抱负和涵养,仍然持着郑重的态度回答对方提出来的问题。他态度很严肃,用单刀直入教训的口吻告诉梁惠王说:“仁人君子与贤者,待天下之民共享安乐之后,方去享此园林之乐;不贤之君,纵然有天下最美之园林,亦不会真享其乐,且难以长久。

“《诗经?大雅?灵台》篇说,文王欲筑灵台,尚处于计划、设计、布置阶段,百姓闻讯,不约而同地纷纷前往,群策群力,迅速提前完工。文王来到鹿苑中,母鹿正安逸。母鹿光且肥,白鸟羽毛洁。王到灵沼上,满池鱼跳跃。文王虽用民力筑高台,建深池,百姓却乐而从之,称那高台谓‘灵台’,称那深池谓‘灵沼’,为其有多种禽兽鱼鳖而高兴。原因何在?文王能与民偕乐,故能真享此乐也。”

接着孟子又引用《书经》的记载,讲述了一则与文王建灵台完全相反的故事,当暴君夏桀在位的时候,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之于天下,犹若太阳,太阳何时消灭,我才何时死亡。”

自夸其政权像太阳一样永恒,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恨透了他,说道:“你这如同烈日般的暴君啊,何时才能坠于西山呢?你赶快没落吧,‘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也不愿再忍受暴政的残害!”最后孟子强调说:“为人君者,使百姓怨恨到愿与其一同灭亡的地步,纵然拥有美好之台池、鸟兽,又何能安享其乐呢?”

很清楚,孟子一步步地想把梁惠王引导到“与民同乐”的思想里。假若孟子一心只想做大官,讨好国君,那么他会讲这些令国君听来不痛快的话吗?孟子明知这些话不能讨人欢心,但他想到百姓在战争和饥荒下的煎熬呻吟,就感到义不容辞,有责任站起来替百姓讲话。这就是道德勇气,这就是仁心的具体表现。

这次谈话与上次相比,梁惠王的口气略有好转,不似先前那样生硬疏远。

由于孟子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养,一直讲王道政治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感动了梁惠王,他已经渐渐地听得进孟子的话了,请看下边这段谈话的语气,已经比前两次融洽一些,好像谈得来了。

梁惠王主动地向孟子请教道:“寡人治国,真可谓尽心竭力矣,河内遭灾荒,便将那里的部分饥民移至河东,同时将河东的部分粮食运至河内。河东遭灾亦照此办理。寡人曾考察过邻国之政,无一能似寡人这样用心于民者。然而,邻国之民不因此而减少,我国之民也未因此而增多,请问孟老夫子,这内中的原因何在?”

听了梁惠王的问话,孟子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甜美之意,因为他看到了对方正在向自已靠拢、接近,似乎那颗心也在渐渐贴了过来。这并非是他本人的能事,而是仁政思想的感召,他透过这一缕绛紫色的云带,虽然只有头发丝那么细,坚信黎明的曙光,喷薄而出的朝阳是不可抗拒的,还有什么能够比看到胜利的希望心中更甜、更美呢?……

喜于心而呈于面,孟子笑吟吟地答道:“大王颇喜战争,请让我以战争为喻。两国交兵,战鼓咚咚,兵刃相接,头断血流,兵卒中有的弃甲曳兵而逃,或逃百步而后止,或逃五十步而后止。逃五十步者竟耻笑逃百步者胆小怕死。大王以为如何?”

梁惠王不假思索地愤愤答道:“俱为贪生怕死之辈,一丘之貉也!”

孟子肯定了梁惠王的回答,说道:“大王既明此理,则不必希望本国之民会多于邻国……”

孟子说梁惠王好战,未免有些挖苦。在那个时代,有哪个君主不好战呢?如不好战,便无法生存,那个时代也就不叫战国时代了。不过梁惠王为了恢复其祖辈父辈的光辉业绩,用庞涓为将,悍然侵赵,攻韩,最后为齐所大败,实在是人谋不臧,自食恶果之报。

梁惠王执政为民,确也较邻国先进,无奈这些政策都是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办法。不从根本上着手,除去病源,为国家千秋万世着想,作百年大计,长久之图,怎么可能比邻国的人民多起来呢?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孟子为梁惠王设计了一个强国富民的蓝图。

“农忙季节不征兵,不抽役,以保证农民不违农时,这样粮食则不可胜食了。”

在诸侯不断互相征伐,争雄称霸的战国时期,各国均实行富国强兵的近利政策,不顾农时,滥用民力,严重地影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这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这里孟子首先强调“不违农时”,实际上是在反对兼并称霸战争和徭役、劳役。

孟子观察到,发展当时的农业生产,不仅要从经营方式和赋税政策方面以保证,同时还必须在具体生产管理方面,使种植业与动物饲养相结合,实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他主张:“每户有宅五亩,种桑养蚕,五十以上者,可以穿丝着帛。鸡豚狗彘,六畜兴旺,七十以上之老者可以食肉。每户有百亩之田,不夺农时,不妨碍其生产,数口之家可无冻馁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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