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说：‘何君不可事？何民不可使？’因此治世出而为官，乱世亦出而为官，且说：‘天生万民，使先知先觉者开导后知后觉者。我系万民中之先觉者，我将以尧舜之道开导这些愚昧的百姓。’他这样想：天下之民，无论男女，有未沾润尧舜之恩泽者，若己推至于沟壑——伊尹以天下为己任。
“柳下惠不以事坏君为羞，不辞小官。立于朝廷，不隐瞒才能，但必按原则办事。他不因自己被遗弃而怨恨，亦不因生活贫困而忧愁。同乡下百姓相处，兴高采烈不忍离去，他说：‘尔为尔，我为我，纵然他们赤身露体，何能沾染于我呢？’故闻柳下惠之节操者，心胸狭隘者宽阔起来，刻薄者敦厚起来。
“孔子离齐，不等把米淘完漉干便匆匆上路；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父母之邦呀！……’可以快则快，可以继续则继续，可以仕则仕，不可以仕则不仕！这便是孔子。”
最后孟子评论说：“伯夷，圣人中之清高者；伊尹，圣人中之负责者；柳下惠，圣人中之随和者；孔子则是圣人中之识时务者，亦可谓圣人中之集大成者。”
为了取悦于威王，亦为了表示自己悔过的诚意，邹忌进谏威王，兴师伐鲁，并提议仍以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威王纳谏，正当齐国积极备战的时候，邹忌来稷下拜见孟子，申明伐鲁之事，以剖白自己的坦诚与胸襟，博得孟子的赞誉，以传扬于世，结果他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在孟子看来，前两次救赵、救韩，大败魏师，那是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因为魏惠王凭恃着庞涓的军事才能两次兴不义之师侵犯邻国，杀人掠地，生灵涂炭，理应受到惩罚。而此番伐鲁则不然，这是非正义的掠夺战争，需坚决抵制。他以冉求帮助季氏聚敛财产，加重农民负担，遭孔子斥责为例，批判齐国当政者的贪得无厌，以及必将给百姓造成的灾难。
颛臾本鲁之附庸，一向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但季康子以“颛臾地处东蒙山下，邻近多山，为剧盗啸聚之所，出没无常，费邑富家，时遭盗劫，不得安枕，将谋远避”为借口，欲兴兵伐颛臾。兴师动众，仓廪空虚，军费不足，便改鲁之“丘赋”为“田赋”，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产。
鲁国一直实行的是“丘赋”之法。“丘”为一个行政单位，“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每一丘根据其田地和财产，每年出马一匹，牛三头。现将田地与财产分开，各为一赋，谓之“田赋”。改成“田赋”之后，每一丘每年要出马两匹，牛六头。其实质就是农民增加了一倍的负担，季氏增加一倍的收入。
在这个改“丘赋”为“田赋”和伐颛臾的过程中，身为季氏家臣总管的冉求立下了汗马功劳，孔子获悉消息后，当面愤愤地斥责冉求道：“丘之弟子需助善为贤，不得助纣为虐，冉求非吾徒也，小子们可鸣鼓而攻之！”
讲完了这个孔子斥冉求的故事，孟子说：“由此观之，国君不行仁政，反而助其聚敛财富者，皆为孔子所唾弃，何况那为不仁之君努力作战者呢？战争残酷异常，为争地而战，杀人遍野；为夺城而战，杀人盈城，此乃率土地而食人肉，处死刑亦难赎其罪。故好战者应受重刑，合纵连横者次之，为增加赋税而开垦草莽尽地力者，又次之。”
这场齐鲁战争终于没有爆发，或许是孟子对邹忌的这番申斥性的议论发挥了作用，产生了效果。
却说周之阳城有一处地方，山深林密，幽不可测，非人之所能居，故称鬼谷。谷中有一隐者王栩，人称鬼谷子或鬼谷先生。王栩通天彻地，精选天下英才教授之，天下慕名而来者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有齐人孙膑，魏人庞涓、张仪，洛阳人苏秦等。庞涓与孙膑结为兄弟，同学兵法；苏秦和张仪结为兄弟，同学游说。单表苏秦辞别鬼谷先生下山，游说赵、燕、齐、楚、魏、韩六国，欲使天下为一，相与协力摈秦。公元前333年，孟子五十七岁，六国在苏秦的组织与主持下，于洹水（今河南省境内）举行会盟，定下了“合纵摈秦”之策。六国之君刑牲歃血，誓于神明，结为兄弟，患难相恤，共封苏秦为“纵约长”，兼佩六国相印，金牌宝剑，总辖六国臣民，盟坛之上，赵肃侯为约主，齐威王以东方大国的身分坐了客位中的第二把交椅，声威大震。归国后，威王大宴群臣，极言会盟之盛况、齐于会盟中的脊柱作用，表示定要振兴齐国，恢复桓公的霸主地位。为表尊贤、爱贤和重贤，威王乘着酒兴，请孟子发表高论。其实这是在向孟子说：如今的世界，只有富国强兵，先称霸诸侯，然后才能统一天下。你那一套仁政学说是不合时宜的，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