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孟轲的一席话，先生很为之折服，他沉思片刻之后，又提出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合语法，如果孔子确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
孟轲则认为，这里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应将内容放在第一位，形式放在第二位。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一生用了四十多年的心血办教育，让“不可”之民“使知之”，从未推行过愚民政策，便应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这样，才符合史实，才能反映孔子的本来面貌。
其实，孟轲认为，省略是当时语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或者说是重要语言习惯之一，在不影响语意的前提下，常常省略句子中的某些成分。“则”是顺承连词，在这里是被省略了。《论语》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温故而知新，（则）可以为师矣。”（《为政》）“巧言令色，（则）鲜矣仁。”（《学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述而》）这些句子中的“则”都被省略了。同样的例子，下列句子就没有省略“则”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述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之”是“使”的对象，省略者更是比比皆是，如“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之）糊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
一次，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渲染战争的规模，残酷的程度，杀人之多，竟至于“血流漂杵”。先生讲得口冒白沫，看样子十分得意，孟轲却再次提出疑义，他认为先生所讲，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样随心所欲地乱讲，是态度不严谨的表现，它将以讹传讹，遗害后人。先生听了孟轲的批评，脸上颇露出不悦的神色，但他是个有涵养的老者，尽量抑制着自己，不发作，似乎还在静听深思。直待孟轲讲完，同学们都在瞪着眼望着他，期待着他的反应和回答，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孟轲所言，不无道理，然而愚师所言，并非臆造，而是有本之学，有案可稽。”说着返身回到自己的书房，拿来了一捆书简。这是《尚书》，先生打开，翻至《武成》篇，递给孟轲看。
孟轲双手接过书简，浏览了二三策之后，便不再继续看下去，说道：“《书》中所记，确如恩师所言。但恩师请想，武王伐纣，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有道是‘仁者无敌’，纣所率之残兵败将，必望风披靡，草木皆兵；而武王所统之部，则必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如此一来，交战的机会尚且不多，何以会‘血流漂杵’呢？书乃人著，人谁无好恶与爱憎，必寓褒贬于其中，正如孔夫子之《春秋》笔法，故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弟子多有冒犯，万望恩师海涵！”
听了孟轲的精辟分析，独到见解，先生长叹一声说：“后生可畏也！……”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孟轲的行为虽然常常使老师难堪，但为师者多是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因而他们非但不生气，反而感到欣慰。每当课堂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老师也许会面红耳赤，但不久心中便觉得热乎乎、甜丝丝的，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而自豪，因为他们将是国之栋梁，社稷之依赖。未亲授过孟轲的老师深感遗憾，怨自己命运不济，未能摊上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自然也有的老师在品头评足，说孟轲骄傲、狂妄，不仅目无尊长，连孔圣人也敢批评。他们虽口头上在这样喋喋不休地评论，心中却是在垂涎欲滴。
孟轲成了学宫里的宠儿，先生们的掌上明珠。先生们常与之攀谈，切磋学问，有时先生忙不过来或有事，还请他去代为辅导，甚至授课。学宫里考虑到他们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就免收他的学习费用。因为孟轲的学业成绩超群出众，不仅为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还为学宫获得了荣誉，学宫便每年奖励他一定的钱财，这大约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奖学金。
一天，一位先生犯有过失，另一位先生出于同仁间的挚爱之情，坦诚地批评了他。这位犯错误的先生非但不接受，不感戴，反而出口伤人，跟人家大吵大闹起来，先生们苦苦相劝，终也无效。有人跑去喊孟轲，看他有无办法规劝调停。
孟轲来了，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先是不置可否，后则微微冷笑，似在嗤之以鼻。那位去喊孟轲的老师催问道：“孟轲，你为何总是笑而不言？”
孟轲见问，收敛了脸上的冷笑，说道：“学生心目中之老师，乃巍峨之丰碑，至高无上之圣人，犹三千弟子之仰观孔夫子。不意为师者竟有如此之鸡肠鼠肚，蝇营狗苟者，岂不让弟子心寒意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