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际平衡的回顾
胡贝尔图斯堡和巴黎和约结束了将在路易十四之死和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间发生的最大的国际危机。新的危机将会出现?但是，它们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平衡，它们只是增强了长久以来一直在进行中的转变。尽管美国独立使不列颠付出了13个殖民地的代价，但是，不列颠在1763年所取得的海上和帝国霸权并未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在1763年所确立的国际平衡直到1789年仍未有大的改变。在18世纪不停的权力争斗中，获胜的国家是不列颠、普鲁士和俄国。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瑞典和土耳其幸存下来，尽管它们遭受到了损失。正如那个世纪早期一位西班牙外交官所观察到的那样，最弱的单元波兰和意大利正在“像那么多的荷兰干酪一样被削掉和切割成分”。
不列颠和波?帝国之间的世界性争斗为证明重商主义的观点提供了很多依据，重商主义观点从不断地竞争和斗争上来构想国际关系。根据重商主义的固定贸易总量学说，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战争或者走私和报复性立法，减少敌对国家所持有的份额，才能扩大自己在即存供给中的份额。由于七年战争中英国保持海外贸易的成功和法国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印证。
经济学不能完全说明那个世纪国际平衡的变化。例如，在腓特烈大帝的胜利中，对普鲁士资源不断提高的有效利用率发挥了作用。但是，他的成功仍旧更多地依赖于他自己的领导、军队的纪律和他所指引的社会。不?颠似乎为商业的至上影响力提供了证据，因为皮特将艰难的国家财政和商业资产转变为实际的优势。然而，不能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皮特本人，因为他之所以成为首相也许是由于一种政治系统、社会观念和一种实用的发现领导方式，它们使正确的人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
处于之前的宗教冲突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所发动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风暴之间的18世纪，如果排除战争因素的话，是一个社会比较平静的时间段。例如，七年战争在破坏力上不能与三十年战争相比，这不只是在于战争时间的相对短暂，还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在作战者中很少有人具有一种为了某?崇高的事业而战斗的感觉，如天主教、新教或民族独立。与100年前比较起来，战斗本身得到更有序的指挥；士兵更加服从纪律，陆军得到更好的供给；军队驻扎在露天，很少和不再对市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威胁。战争甚至趋向于反映了启蒙时期秩序和理性的特点。
可是，在相对感到秩序性的现实——理性和妥协、开明的专制君主和明智的，甚至是愤世嫉俗的外交——之下，大量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债务、疾病、被剥夺和穷困之中。竞争性的国家体系在社会顶端变得越来越有功效，而对社会底层似乎越来越表现为凑合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