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非远离我们而存在——在历史叙述中，我们也揭示了自身的情感、偏好、忧虑和问题。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完全没有史料可以在细节、精确性和复杂性上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必须借助于残存的信息工作——我们永远不能拥有完整的、详尽的史料——而且越是久远的过去，史料就越少。战争、炮火和偷窃行为都使资料趋于衰竭。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定位于我们自身的生活和经验之上。那些（史料）收集活动根本不能为我们探究久远的社会或文化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无论是图书管理员还是原创作者，抑或编者，都不了解我们正在探究的问题。因此，当历史学家带着“妇女起到了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去探究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探究某位具体的女性，像纳瓦尔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Navarre），谴责其社会中的性别地位界定，但是玛格丽特的同时代人并非根据这样的问题来梳理知识。我们的史料和好奇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与沉默者之间的对话，而并非充分的交谈：我们可以问，而它们不会回答，或者我们根本无法听出其答案的微妙之处。
也许没有哪个时代能比1350年至1650年这段时期更好地证明过去对于现在的冲击。在19世纪，各欧洲民族文化在探讨其“起源”时关注了该时期的各个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文艺复兴”、“德国宗教改革”以及“英国文艺复兴”。每种文化都将其视为一个大转型时代，在此期间，随着某些近代元素的出现，封建主义的、普世基督教化的中世纪文化被抛掷于后。19世纪的欧洲史家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视为官僚主义的、理性“国家”的开端。这种政体，正如他们亲身体验的，伴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和抽象的“权力”与“合法性”概念。他们在王朝和个人统治的年代搜寻官僚体制和官僚主义者。即使当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日益衰败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依然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同样地，欧洲的路德教徒，像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没有将“新教”的“起源”置于早期教会，而是置于16世纪，确切地说，是马丁·路德呼吁宗教改革的时代。为了与“起源于16世纪的新教”这一独特的概念相适宜，许多历史学家将天主教视为不受时间影响的宗教，从教会的发端到19世纪都没有变化。于是，新教就演变为基督教的“现代”形式，用马克斯·韦伯的言辞来形容，就是19世纪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先驱，而天主教则被冠以“传统”和“保守”的标签。
“起源”一词，原本是19世纪的思维产物，当时达尔文提出了物种“起源”的假设，阐明了时间的线性概念及其与不同植物群和动物群之间的独特联系。历史学意义上的“起?”概念则是寻求以一种更加原初的形式探究现今之事。同样麻烦的是，它倾向于否定现今以外的一切。现代国家可能尝试将其“起源”置于那些尚不能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君主们的各项活动之中，后者的财富、权力及法律概念皆与现代民族国家格格不入。现代美国教会曾追本溯源至欧洲（尤其是英国），那是一个与其“个人权利”和“正义”的观念相距甚远的时空。这两种观点都将现代人的偏好、价值观念和忧虑带到了过去。
也正是如此，所以不同的群体致力于该历史时期（1350—1650）的不同方面。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巨大进展，?时欧洲学者们为了躲避纳粹来到美国，并且毕生致力于“文艺复兴”领域。在研究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并发现了导致世界主义产生的“世俗主义”的发端和他们正在自己的世界中千方百计地寻找的学术宽容。文艺复兴，一个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时代，其观念正以独特的力量回响于一个能够在大学课程和高中课堂上来阐释自身文明的国度里。70年后，它继续塑造着数以百计的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那里的“文艺复兴”课程同“宗教改革”分开教学，甚至像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和伊拉斯谟（Erasmus）这样同时属于两门课程的具人物也不例外。
对“起源”的探求已经将那些彼此相连的人分开，阻断了其在影响和对话层面的微妙联系。同样地，它也有效地压制了令思想家的概念产生混淆的相似性，即共享导向，例如，在伽利略和加尔文对自然的讨论中的共鸣。在政治上，它也从16世纪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角度分别地看待意大利的诸多城市共和国，前者的确曾对它们行使权力，封杀其政权，并掠夺其财富。美第奇家族就非常警惕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Habsburg 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V）：1530年，他任命亚里山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Medici）为世袭统治者。
